我今年六十五岁,前四十年在上海，后ニ十五年在澳洲。我自幼患小儿麻痹症，右腿跛行，在williamhill官网 ，残疾人被视为另类；加上我又出身于黑五类家庭；虽然,少年不知愁滋味，我从不自惭形秽，但每逢升学、就业等大事，我总是明显感到，我不能得到平等对待。残障和我的家庭出身,是横亘在我人生道路上的两座大山。
高中毕业后,从20岁至34岁,人生的黄金时代,遭逢文化大革命，我被安排在一家街道小厂工作，环境和薪酬均属于社会最底层。“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那个半文盲的女党支书记常来作侮辱性的训话:“记住!你个残废人要是生在旧社会，不饿死也只能去讨饭，党和毛主席是你们的大救星”。文革时期，国人用中文表达的尽是野蛮和暴力、仇恨与丑陋。中文不再美，我开始偷偷学英文。一是找精神寄托，再则不想虚掷光阴。当夜幕降临，我将私藏的英文书打开，思绪和心灵沈醉到宁静与详和中，暂时忘却了户外尖利的嚎叫和打砸抢的声浪。十三年悠悠岁月在苦乐参半中熬过去了。
十年文革，大学没有师范毕业生向社会上输送，劫后余生的老教师也大多告老退休，中学师资严重缺乏。1978年,上海市向社会上招聘教师。十三年寒窗终于等来了机会，我向街道干部提交报考英文教员的申请，不料姓沈的干部声色俱厉地说：“你没有资格报考!”我说:“为什么？我学历和资质都符合要求的。”他说，“你的脚是跷的，不能当教师。”我说:“脚跷并不传染，教书用脑力和知识，方今国家由乱到治，正……”没等我说完,沈干部吼道:“我说不能考就不能考!”我只能去上访,费尽口舌，才争取到考试资格。口、笔试驾轻就熟，很快通过。但临到分配教职，我又落入沈干部的手掌，他还是这句话：“说你没资格就没资格!考上了也没用!”横下心，我又走上访路,历尽艰难，最终我母校校长派员到街道点名要人，我方能走上从教之路。
不过,残障和家庭出身始终是我挥之不去的心结。挑灯夜读时，我常会低眉思忖：在世界另一端星空之下的“旧”社会应该是不同的吧？不然坐轮椅的罗斯福怎么当上了美国总统?小木屋裹出身微寒的林肯又如何被选举进了白宫?
二、在澳洲
英谚说:Life begins at forty.(人生在四十岁开始)。冥冥中的安排，1982年我通过了出国英文考试，1985年我40岁那年，拿到了自费赴澳洲的签证。憋着一股勇气，带着仅有的一些英文底子和父母教诲的做人道理，我阮囊羞涩，惴惴不安地踏上了赴澳洲的第一站--纽省的小城阿米代尔。我认识的第一个澳洲人，Mr.Knight(奈特先生)，是当年新英格兰大学行政处的注册主任。知道我经济拮据，他真诚地向我施以援手。若非他介绍我去讲授中文课和打杂工来维生，我是很难在澳洲立足的。二十五年来,我与他始终保持着联系和来往。从奈特先生起，澳洲人留给我初次的良好印象，成了日后持久的印象。
半年后我离开了阿米代尔，南下悉尼。悉尼的碧海睛空和自然氛围，将我郁郁的心结渐渐融化。在澳洲，没人会在乎你出身是红五类抑或黑六类。那末在求职方面呢？澳洲虽没有沈干部，但这裹的人事处会不会也心存偏见？很快我消除了疑虑，在悉尼最初那些年，我打过工，当过同声翻译和笔译，教过中、英文，也被聘任过中文讲师……，残障并非求职的屏障。我庆幸自己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家。
座落在乔治街俯瞰悉尼海港大桥和歌剧院的丽晶酒店(现巳易主，称四季酒店)，当年是悉尼五星级酒店的旗舰。创始人兼总经理赖泰德先生(Mr.Ted Wright)，出身美国名门，兼有哈佛的教育背景，举手投足之间，天生的领袖风范，口才一流，又是谦谦君子，平易近人。在他倡导下形成的“丽晶家庭”(The Regent Family)管理理念，使身在丽晶共事的全体员工，相见时都似坐对春风，亲如一家。我在丽晶一晃就工作了十年，由厨工，升至工长，副经理，乃及经理；对澳洲平等就业机会(EEO)的国策更有了切身的体认。期间，我完成了丽晶酒店在职经理培训的全部课程。
1990年,我被选拔参加了丽晶为管理层设计的野外训练项目(The Outward Bound)，地点远在昆省北部广袤的人迹罕至的地区，该训练的目标是开拓现代经理们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适者生存的能力。十天十夜，我们十二人的团队，在专业指导带领下，每人背负20公斤的背包，徒步疾行，登山入谷，穿越雨林，悬崖攀爬，激流放筏，危地露营……。当年主流媒体澳洲人报(The Australian)派出了记者和摄影师全程跟踪，后来该报在周末杂志上以图文并茂的长篇来报导了这一壮举。我经受了这次考验，更深入理解了团队精神。
1994年，我49岁，加入了澳籍，入籍仪式结束后，我独自在海德公园静坐了良久，口中嗫嚅回味着旅美学界前辈唐德刚先生的诗句：……历史原有偶然，命运实难自算，作了天朝弃民，竟能苟延残喘，岂是歪打正着,或乃苍天垂怜?……。一时间，人生许多往事，凄凉的，甜蜜的，尽皆涌上心头，我不禁百感交集。
1997年初，集博彩、酒店、餐饮，娱乐于一身的悉尼星港城将要落成，招聘各部门经理，筹备开张。为保证赌城健康运作，政府设立CCA(赌场监管局)，对应聘的管理层人员预作严格的品行审核。其时我巳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不存奢望，我有意无意地递交了履历，申请饮食部后堂总管(The Executive Steward)的职务。不料几轮会见后，我竟获得聘任。接着历时近一年，我参与了饮食部相关的运作规程、工作标准、器材购置,安全运行等筹备工作,直至最后招聘和录用职工。
开张时，我负责的部门包括管理和工人共有164名雇员组成。查看之下，164名员工中除了澳洲本土人之外，竟有来自多达二十五、六个不同国家和民族背景的移民人士，俨然是一个小小的多元文化部门。我深深感到，要使部门平稳运作，经理自身的表率和公正至关重要，因此我不敢掉以轻心，事必亲躬，鞠躬尽瘁，终使本部门成为一个有效运作的和谐社会。
1998年某晚,新落成的星港城宴会厅里，正在举行年度职工和年度经理评选揭晓和颁奖的仪式。华宴盛开近五十桌，应邀出席的男士都西装革履，光可鉴人，女宾皆珠光宝气，雍容华贵。我与另十一位曾当选为月度经理的候选人登上了台，当星港城总裁甘布尔先生拆开评选委员会的信封，取出纸片宣读说:“The winner is VictorChang.”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恍惚间当年沈干部的申斥声在迥响：“你没有资格，你没有资格！”，一时间，我有些惶恐，但是旋即，圆桌周围约五百位男女佳宾纷纷推开座椅，在湖绿色的地毯上齐齐起立，象湖面上跃起了一群五彩缤纷的天鹅，朝着台上鼓起了雷动的掌声。我不记得后来说了些什么。我并不为自己感到自豪，我祗为这个国家和国民感到骄傲，同时我内心充满了感动，感谢这个社会给予我平等参予的机会与认可。
记得从我父母起上溯五代，祖上没有成员去海外闯荡谋生。而自我以降，下一代均巳移居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乐见儿甥们在海外都能各展所长，安居乐业，开枝散叶。虽然我一生不参加任何政党，团体或组织，不过我接受澳大利亚的民主政制和价值观,我怀抱“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同时真心地拥戴这个“民主、民有、民享的社会”。2000年，我当上了祖父，离任退休后，生活从喧闹繁忙逐渐趋于宁静闲适。如今我享受每一天的退休生活：阅读，书写，上网；闲暇时喜欢驾车遍游名园苗圃，日常也在自家的庭院裹裁花植草。多年来我巳去过美洲、欧洲和亚洲诸国旅游，回来后更加知足和热爱澳洲。清晨醒来仰望，晚上歇息谢恩。借用梁漱溟先生说的话：“不求长生，不虚此生。”亦乃我愿也。
从我认识的第一个澳洲人奈特先生起，我发现在这个国家，各族裔有很多象他一样善良，真诚、可敬的人。当我仰望他们象天鹅一样圣洁时，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曾经是一只遭人嫌弃的丑小鸭。当我终于也来到天鹅们中间时，我并不奢望成为天鹅，相反，我依然故我。只是如今我巳垂垂老去，当年凄苦的丑小鸭成了如今乐天的丑老鸭。至于澳大利亚，恰恰是我找到的，最适合丑老鸭生存的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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