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谈到壹基金的三年时表示，在国内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捐出去的钱最后有没有帮到真正需要的人。在内地的几个项目做下来，他慢慢发现，给灾民发放现金是最不可靠的，而发放物品比发放现金效果要好，把善款变成粮食送到灾区，是为了减少被贪污的可能。（9月26日《扬子晚报》）
民间慈善做到李连杰的地步，出来说几句实话大抵不能算是居心歹毒或信口雌黄。说起慈善，病因多归咎于制度，但所有的制度其实都指向一个问题：善意难彰、善款不达。李连杰说得很坦白，在内地的几个项目做下来，慢慢有了一些“经验”，比如云南地震，不看红十字的收据、只看老百姓的签名和手印；他慢慢发现，给灾民发放现金是最不可靠的，而发放灾民需要的物品比发放现金效果要好——而同样的物品发放，大米、面包就比衣服、鞋子效果要好。
道理说出来令人潸然：“我为什么一直把善款变成粮食送到灾区，是为了减少被贪污的可能，因为你贪污最多拿一袋米走，从一个省到县到基层传递下去，你最多就贪污两袋大米，你不可能把一百袋大米搁家里吧。”这个无奈的逻辑背后，意蕴这几层潜台词：一是善款几经转手后或明或暗的“折损率”不低；二是慈善从不是一尘不染的净土，权力染指、监管阙如的症结同样令人担忧；三是慈善领域的信息公开程度已经严重影响了捐赠者的信念与热情。不捐，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捐了，又因其间的“逶迤曲折”而郁闷。最后的结果，就是捐一些寻租者看不上的物事，以期减免被权力揩油的几率。
慈善与权力之间的纠结繁复，一语难以道尽。事实也许比抽象的道理更有说服力：余彭年资助建设了“立珊中学”，由于没有处理好与地方的关系，“有些人从中作梗”，不仅招生和师资力量跟不上，校舍维护也每况愈下；全国人大代表、茂名市工商联会长倪乐在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讨论时，表示“一次水灾后，我给某山区捐了100万，结果总共要征收50％的税款，而因是以我个人名义捐赠的，还要交个人所得税，最后交了共60多万元税，等于我一共捐赠了160多万元！”捐得不舒心，用得不放心，根源仍在于慈善机制的晦暗不明。去年8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披露了一个调研数据：汶川地震后，700多亿社会捐款中约八成流向政府，统筹使用。有媒体就此专访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他说，“慈善捐款流向政府是体制性尴尬”，“应该尽快建立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家福利体系”。
善款也是硬通货，在权力生病的时候，善款同样不会天然具有免疫力。李连杰的“现金不可靠论”，其实也只是印证着坊间早就流传的诸多质疑而已，但这番论调依然值得相关职能部门警醒——若不能令行善者放心、安心，慈善之精妙终究要化为群体性犹豫与猜疑，而慈善为弥合社会断裂所承载的成本，也许就需要政府从捉襟见肘的财税蛋糕中予以垫付。
眼下而言，既然慈善离不开权力系统的运作，那么，权力当有自证清白的义务，不要让社会慈善的层级永远停留在“大米面包”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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