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在《回忆录》中有一段关于诺贝尔和平奖的有趣故事。他在1990年10月得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处境尴尬不已，因为苏联官方宣传机关长年累月指摘“诺贝尔奖是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喉舌”，而且苏联人民经过多年的潜移默化，总会觉得得奖人的光荣背后还有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获奖的人很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公敌。在诺贝尔和平奖遴选委员眼中，戈尔巴乔夫是释放东欧、结束冷战时代的英雄，戈尔巴乔夫乐观地估计和平奖可以曲线声援他的“新思维”渐进变革政策，所以没有断然拒绝诺贝尔和平奖，在国内的政敌眼中，和平奖却成了戈尔巴乔夫丧权辱国的佐证。最后，在痛恨的目光和谩骂声中，他决定不出席12月10日的颁奖典礼，还得回避或推迟有关的公开演讲。
《日瓦戈医生》作家不接受文学奖
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字里行间对这些不公道的遭遇和抹黑不时表达委屈和无奈。可是，在苏联共产时期“持不同政见人士”要面对的政治批斗、人格谋杀和长期迫害，远比戈尔巴乔夫的待遇恶劣。1958年，《日瓦戈医生》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达“感谢、感动、骄傲、惊讶、惭愧”的复杂心情。苏维埃作家协会闻讯后公开谴责帕斯捷尔纳克“如犹大般为了30个银币而背叛人民”。讽刺地，《日瓦戈医生》在苏联未能通过审查而成为禁书，但文稿被偷运出境并在20多个国家翻译后成为畅销作品。苏维埃作家协会衮衮诸公没有人可以说出作品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就盲目鞭挞帕斯捷尔纳克，闹出“我们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但我们必须谴责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笑话。白色恐怖令作者及家人朋友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胁，帕斯捷尔纳克亲自去信当局请求不要逼他离开苏联。在舆论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4天内发电报给遴选委员会，表示“鉴于社会高度关注这个奖项”，宣布改变主意，不会接受文学奖。遴选委员会则维持原来决定，并把该年的文学奖列为“待领奖项”。帕斯捷尔纳克两年后因肺癌离世，《日瓦戈医生》这部“地下”作品，却要等到1988年解禁才得见天日。
作家索尔仁尼琴被强行送往西德
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是另一位“未能出席”接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他的作品道尽极权政治残暴真相，早就是苏联政权的眼中钉。KGB主管安德罗波夫（Andropov）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文件中，就毫不保留地指出索尔仁尼琴的“反苏反社会立场无可抵赖”，“一日他不离开苏联，诺贝尔文学奖只会助长他的气焰，增加他的知名度和政治本钱”。政治局就这个“索尔仁尼琴问题”持续争论了数年，起初的主流意见是为了大局着想“不好公开打击这些敌人，可以的话用善意的姿态令其软化”，但到了1974年当局终于接受安德罗波夫的要求，将索尔仁尼琴拘捕后强行送上开往西德法兰克福的航机。不过，索尔仁尼琴从来没有完全摆脱苏联的掌控，KGB特工早已渗透海外“异见分子”的圈子，扮成“反苏”人士赢取信任，近距离监视索尔仁尼琴和他的支持者的活动。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回国，因支持前总统普京的强硬路线惹来批评。
KGB逾30项行动打击萨哈罗夫
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苏联氢弹之父兼人权分子萨哈罗夫（Sakharov）。萨哈罗夫的特殊地位一直令KGB头痛不已，最多只能够派出特工渗透萨哈罗夫和同是人权分子的妻子邦纳（Bonner）的生活圈子，搜搜集他们与“反动帝国主义势力和西方情报特工勾结”的罪证。当诺贝尔委员会把1975年的和平奖颁予萨哈罗夫后，安德罗波夫数年内授权KGB展开30几项行动和措施打击这个“苏联第一号公敌”，包括：
1.企图影响外地社会舆论，揭发和平奖如何密谋破坏美苏和谈的进程；
2.在外地社会组织文章和舆论宣传攻势，抗议诺贝尔和平奖颁予萨哈罗夫；
3.有组织地披露萨哈罗夫跟欧美情报机关的往来；
4.争取更多外地舆论抨击诺贝尔和平奖的决定；
5.挑拨离间，特别是制造萨哈罗夫与索尔仁尼琴争名逐利的负面消息；
6.制造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恭贺萨哈罗夫的假消息，诱使智利人权分子质疑萨哈罗夫的操守；
7.动员阿拉伯世界反以色列、反犹太人的舆论来攻击萨哈罗夫；
8.假冒萨哈罗夫去信支持美国同志组织，企图制造双方“交往”的证据；
9.向外地传媒提供萨哈罗夫“精神有问题”的健康报告；
10.拘捕其他活跃分子，杀一儆百，孤立萨哈罗夫；
11.向萨哈罗夫寄出大量来自苏联各地的“求助信”，进行疲劳轰炸；
12.苏联官方加强针对萨哈罗夫的妻子邦纳，向她进行人格谋杀、揭发各式各样的“丑闻”、散布关于她的谎言，进而打压其余家人的生活、逼使他们的家人离开苏联；
13.萨哈罗夫因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于1980年被捕后与邦纳遭长期软禁在戈尔基镇，直至苏联解体前夕才获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