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固然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已开始，但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两人还是步调一致的。即使是社教运动，在 1964年春夏之前，也还是基本一致的，在对国内形势的估计上，毋宁说刘比毛更“左”。在笔者看来，引发毛泽东强烈反应的直接原因，还是对“大权旁落”的殷忧。
由反对赫鲁晓夫而虑及自己身后是否重蹈有人作“秘密报告”的覆辙，毛泽东产生这种忧患，似是“反修”的题中之义。选择新的接班人自然成为毛念兹在兹的大问题了。此外，接班人问题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便是防止“和平演变”的一项对策。因而，“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命题也就在1964年应运而生了。
5月13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递送一份报告，汇报辽宁省盖平县某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肯定这是“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毛泽东于5月18日批示将这份报告印发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予以讨论”。6月16日，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发表讲话，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备战，地方党委要抓军事；二是培养接班人。如何培养接班人，毛谈了五条。“九评”根据毛的讲话精神，形成文字严谨、结构完整的篇章（对照“文革”初期的传抄稿，删去了许多重要的内容），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的节录，经由毛本人审定，保留了若干重要段落，现引其中一节：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辨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也许是没有讲稿的即兴发挥，抑或另有深意的旁敲侧击，在谈到高岗问题时，毛除了谴责他“搞阴谋”，同时对他自杀的结局表示遗憾。令与会者意外和震惊的是，毛直言“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在座诸公谁人不晓，高岗当年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刘少奇。毛这番关于接班人讲话的最后，指示“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
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部署和准备接班人上，采取了重要措施。12月28日，正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责难刘少奇的这天，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名单，向正在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交。与上届相较，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林彪取代陈云，成为国务院排序第一的副总理；新任的三名副总理为柯庆施、陶铸、谢富治。
从现已披露的第一手资料看，柯庆施是毛泽东以曲折的方式表露关于接班人隐忧的唯一的封疆大员。1962年12月下旬，临近其七十初度之际，毛泽东将若干“反修”材料批转柯庆施，要求“印发会议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意味深长的是，毛在这批材料末页的空白处书写了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的《三垂冈》，并写有跋语：“古诗一首。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崇（存）勖诗。”向一位并不熟悉古典诗词的封疆大员写示这样一首并不出名的七律，显然不是雅人深致的娱情。加写的跋语似乎曲折地指示了领会此番用意的路径。柯庆施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跟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在制造对毛的个人崇拜上，似乎不让林彪专美于前。在16名副总理的排序上，柯名列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之后，位居第六，超越同为政治局成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
陶铸被毛泽东称为“党内的一头牛”，毛赏识这位自称“我是只左不右的”干才。但在1956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上，陶铸当选中央委员的得票数竟列倒数第三，仅在曾希圣、陈绍禹（王明）之前。笔者以为，这可能多少与他1953年威廉希尔中文官网 会议上不合时宜地发表批评刘少奇的意见有关。（高岗在此次会议上有“批薄射刘”动作。）“只左不右”的陶铸，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0年代之初的“反单干”以及社教运动中的作为，显然为毛所赏识。
谢富治于1959年接替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从此进入中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0年代的几册中，刊有涉及谢富治的若干批语，显示出毛对其工作的肯定。尤其是三届人大召开前夕的12月5日，毛对谢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作出“很可一看”的批示。谢富治在“文革”中一直受到毛的信用，1972 年病逝，江青在追悼会上与其遗孀相拥而泣。
不无巧合的是，1965年1月2日（正是三届人大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人的前一天），毛泽东批送谢富治、李井泉（三届人大新任副委员长）、陶铸三人作于1941年批判王明路线的长达5万多字的一组文章，“请提意见，以便修改”。批语中有一段涉及当年高层的文字。这件材料除1964年3月批送中央政治局一级的成员（经常列席常委会的吴冷西例外），地方大员及政治局以下的仅此三人（柯庆施正在肺癌手术后的病疗中）。
1964年的毛泽东，思虑所及，渐由国际反修转入国内反修（社教），由运动重点之争及于接班人的替换，选择的突破口在文艺和教育两界，而确保既定路线的推进，要端赖对军队的掌控和对个人崇拜的鼓励。这一切被有机地组合在了一起。这一切，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两年之后开通的“文革”之路。
来源: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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