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轩右和妈妈在一起
为挽救生命垂危的妈妈，她成为国内年龄最小的骨髓捐献者；做骨穿时，为不让爸妈担心，她咬着牙、攥着拳，没有哭一声，更没有动一下。“为了救妈妈，我什么都不怕。”她，一个8岁的小女孩，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北城实验小学二年级学生，叫杜文轩。
一边是生命垂危的妻子，一边是只有8岁的女儿，犹豫、徘徊、反复地掂量，杜岩松最终还是带着女儿的血样走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回到家后，女儿满怀期待地问：“爸爸，我的血好不好？”闻言，全家人泪如雨下。“孩子还小，不明白什么叫配型成功、什么是骨髓移植。她只知道，只要血好就能救妈妈。”
2008年7月，杜文轩的妈妈、37岁的李新颖感到自己一天比一天乏力，最后连上楼的力气都没了。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像一片乌云笼罩了这个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医生说她患上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夫妻俩不相信，又去复查，结论依然相同。从此，杜岩松带着妻子踏上了求医问药之路，他们先后到多家医院治疗，效果却并不理想。
李新颖的病情在不断恶化。“专家说，新颖的病就像到了癌症晚期。后来仅病危通知书就下了四五次。”杜岩松说，“最终唯一的希望是骨髓移植。可由于病情严重，时间紧迫，等骨髓库里的骨髓已经不可能。”
李新颖是独生女，父亲年过70，还患有高血压。母亲69岁，体质非常虚弱。李新颖的4位堂哥、堂姐都进行了检查，可没有一人配型成功。万般无奈之下，杜岩松想到了年幼的女儿杜文轩。
2010年2月，杜岩松得到通知，母女两人的骨髓配型成功。“一边是生命随时会有危险的妻子，一边是只有8岁的女儿，我……”说话间杜岩松眼中噙满泪水，“当时国内最小的捐献骨髓者是11岁。我孩子只有8岁，体重刚满30公斤！” 妻子李新颖同样备受煎熬：“孩子这么小！我不忍心！”
但小文轩却异常坚定：“如果我不救妈妈，就成了没妈的孩子。为了救妈妈，我什么都不怕。”面对病重的妈妈，年幼的杜文轩仿佛一下子长大了。
2010年5月6日，小文轩到北京做骨髓移植的全面检查。做骨穿时，医生关爱地嘱咐她，你可以哭，可以喊，但是不能动。为了不让爸爸妈妈担心，杜文轩咬着牙、攥着拳，忍着没有哭一声，更没有动一下。手术做完，她的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滴，手心被指甲掐出一道深深的血印。类似强度的手术，8岁的杜文轩又做了4 次。
小文轩跟妈妈的骨髓配型只有3个点相合，在医学上称为半相合状态。为保证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医生要从小文轩体内抽取造血干细胞和骨髓两种成分。2010年6月17日，小文轩来到北京进行第一次造血干细胞提取。由于小孩血管细，成年人3个小时可以完成的过程，小文轩用了5个小时。一天下来，她不断地头晕、恶心。第二天，又用了5个小时，第一次提取造血干细胞才算完成。因为小文轩体重不到妈妈的一半，第一次提取的造血干细胞根本不够，只能把这些造血干细胞冷冻起来，等文轩身体恢复一些，再进行提取。
“那段时间，孩子经常问，我能抽取骨髓了吗？”杜岩松说，“她觉得，只要进行了第二次提取，妈妈的病立刻就好了。”
2010年11月，杜文轩第二次来到北京进行骨髓移植和造血干细胞提取。手术前，一位医生问：“手术很疼，怕不怕？”“叔叔，我不怕疼，只害怕手术不成功，我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小文轩说。
16日、17日，杜文轩被推进手术室进行第二次造血干细胞抽取。手术一做完，小文轩就强撑着给妈妈打电话，放下电话，她便难受得呕吐起来。
今年4月13日，听说妈妈从北京回家了，杜文轩激动地跳了起来。她从学校一溜烟跑进家门，扔下书包，就一头扑进了妈妈怀里：“妈妈，我做梦都在想你。妈妈看好病，我又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牵着妈妈的手上学了。”
2010年12月9日，做完手术的杜文轩回到学校。与以前不同的是，每天接送她的人由妈妈变成了姥爷。
“孩子每天做完作业，就给在北京住院的妈妈打电话，问妈妈的病情，说自己在学校的情况。”文轩的姥姥说。回到滨州后，杜文轩把对妈妈的思念与祝福写在心形的彩色卡片上，贴在房间里。
经过骨髓移植和精心治疗，李新颖的病情逐渐好转，血象正在回升，并由移植仓转到普通病房，但还需要住院观察半年。得知这个消息，小文轩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看墙上的日历：“等数到180张，妈妈就能回家了。”
今年4月13日，李新颖回家办理相关的医疗手续，小文轩高兴得又蹦又跳。“回来后，孩子扑到我的怀里说，妈妈，医生告诉你病好了，你要第一个告诉我。”李新颖说。
小文轩的坚强不但感动了医生，也感动了社会。杜岩松夫妇就职的滨州市滨北办事处，干部职工自发为李新颖捐款2万多元，滨城区民政局、工会，省、市、区计生部门纷纷送来了捐款……涓涓细流汇成爱的海洋，涌向这个不幸却大爱无言的三口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