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高层在“二月逆流”后处于“无政府”状态：叶剑英、聂荣臻、肖华靠边站了，徐向前后来也不管事了，杨成武常常跟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邱会作则是躲避造反派藏在西山或京西宾馆办公。军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邱会作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林彪的思想问题。
邱会作认为：林彪“思想问题”的根源来自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毛泽东和江青虽然是夫妻，但他们以前没有特殊的政治关系，1964年以后连一起生活也没有了。1966年7月，正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紧张的时刻，身在外地的毛泽东突然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就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目标、策略等问题作了甚为详细的论述。当时毛泽东只给周恩来看了信，其他人如杨成武、王任重因陪同毛也知道了信的内容。由此，毛的这封信就有着非常神秘的色彩。
邱会作认为，“林彪知道了信的内容，思想有了疙瘩，他发现毛泽东在重大问题上言行不一。毛泽东一方面默许甚至让别人宣扬自己，许多人作了，林彪是很起劲的一个，但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这不是他的本意；毛泽东一方面说要团结广大高级干部，但在信中却表现了对江青等少数人的依托和信任，而对广大干部却认为是盘根错节的旧势力，会一朝覆亡；毛泽东一方面提倡党的领导，在信中则要把一些部门打得粉碎，顷刻瓦解。特别是毛泽东交待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前后在军事上做了部署，还要林在会上公开讲‘防政变’，给江青的信中却说是他违心地同意的，是有人借助钟馗打鬼。在发起文化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突然同江青这个‘家属’谈起党和国家的大事来了，林彪没有想通。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确定为他的接班人，好像对他非常信任了。但是到了1967年1月，他没有和林彪透气就突然发动了‘一月风暴’，接着又否定了林彪坚持的‘部队不介入地方文化革命’政策。毛泽东支持中央文革在反击‘二月逆流’中批判叶剑英、聂荣臻，搬开了林彪主持军队工作的两个最信任的帮手，又影射到了林彪本人。正因为如此，林彪不仅对文化革命的问题不敢多说，即使对他负责的军队事务也不愿多管，特别是对一些敏感问题更是这样。凡是毛泽东没有表态的事他不吭气，毛泽东有批示的文件，他就写上‘坚决照办’、‘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林彪处处表白与毛泽东完全一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敢轻易表态，包括军队向中央文革、向江青的某些迁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源于此信。”（页166）
然而，军队事务没人管也不行，江青就在中央碰头会上提出成立一个办事机构。林彪原本就想这样做，此时则顺水推舟提出成立一个小组，落实中央碰头会下达的任务和管理驻京机关与部队的文革事宜，由此军委“四人小组”或曰“军委看守小组”诞生了。军委看守小组日后又过渡到军委办事组。
为什么林彪要用一个“办事组”统率军队呢？邱会作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邱会作回忆说：“1968年3月25日，林彪找接替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谈话，吴法宪和我作陪。林彪说：‘去年（1967年）3月间，全军文革快垮了，江青几次提出要健全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是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找他们的代理人，军委常委的工作也难于恢复，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请谁管事的问题。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中央文革）反对；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临时先用个小组管大事，这个方法靠得住。’”（页141）不能不说，这是林彪避免江青插手军队的高明的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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