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俩向美国朋友提供的照片，他们希望李祥能认出妈妈的笑容。图中的小孩为李祥的弟弟，兄弟俩小时候的模样非常相像。
对已在苏州落户的安徽芜湖人李绪文而言，139××××7185这个极普通的手机号，实在承载了他太多的牵挂与希冀。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他这个当年四处找活干的小瓦工，如今已有了一二百人的队伍。生意是在做大，可自从1998年花7600元买了手机后，他就从没换过号——连做梦他都在想：某一天，手机中会不会传来儿子李祥的呼唤？
因为一桩正在“酝酿”中的诉讼，记者认识了非常冷静的中年男子李绪文。他准备状告江苏省涉外婚姻和涉外收养登记服务中心，竟只是为要一个地址！这个让人唏嘘感叹的离奇故事，要从19年前说起。
车站附近吃了碗馄饨，6岁儿子不见了
李绪文和妻子付桂花，原是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新林乡郭仁村的农民。1992年，两口子第一年外出打工，就是到苏州。在一处建筑工地上，李绪文当瓦工，付桂花当小工。1987年出生的大儿子李祥当时跟在他们身边，二儿子李顺比哥哥小两三岁，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
“1992年5月，临近农忙，妻子要回家帮忙。大儿子快6岁，也该回家上学了。”时隔多年，每每意识到苏州火车站的那一挥别，竟是最后一次见宝贝儿子，老李就懊悔不已！他记得，大概是5月15日晚上10点多，他在苏州火车站送这娘俩上了车。火车是过路的，将在次日凌晨到南京，然后娘俩再转车到芜湖。“这是我老婆和儿子第一次到南京，老婆想既然早晨就到了，又从没来过大城市，刚好在南京逛逛再走。”
5月16日凌晨，娘儿俩下了车，儿子喊饿，不多时，他们就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馄饨摊，付桂花赶紧买了碗给儿子吃。吃着吃着，李祥说：“妈妈，我渴了。”看儿子吃得正香，付桂花就想，买个水还不快吗？于是也没多寻思，继续让儿子在馄饨摊吃，自己则飞快到附近去买水。四五分钟后，买好水的付桂花回到原处，呆得了：活蹦乱跳的孩子，不见了！去哪儿了？在哪儿啊？她像发了疯似地用安徽方言到处喊，到处找！
那一天，对李绪文一家而言真是悲惨至极：大儿子丢失了；孩子的妈妈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接受不了，精神失常，失忆了！而这一切，由于1992年信息不通畅，以及刚出来打工条件不好，没电话等联络方式，远在苏州的李绪文和还在芜湖乡下的爷爷奶奶都一无所知。
昨晚，李绪文跟记者提到这一段时，几近哽咽——后来，精神失常的妻子被送到了南京的遣送站，又隔了一周左右，她才蓬头垢面，只身出现在老家。谁也不知道这一路上她究竟怎么过的。年近六旬的爷爷听了大惊，他一方面联系不上李绪文，一方面也心存侥幸，想着或许赶紧找，能找到孩子。于是立马喊来各路亲戚，到南京以及芜湖周边城市去找。可惜的是，找了几天都没结果。亲戚只得再到苏州给李绪文传口信，此时，距孩子失踪，已经半个月过去了。
19年找寻最后终于知道，被美国人领养了
一年来南京四五次，持续六七年
李绪文一听就急了，赶紧丢了工作，跑到南京来找。这第一次找儿子，连着找了半个月，毫无收获。
“那时候怎么一点不开窍呢？刚出来打工，什么都不懂。你说，哪怕登个报，每个派出所跑一圈，到福利院去备个案，不就碰到了吗？”现在提起来，李绪文后悔莫及。但当时哪有这样的“先见之明”！
他告诉记者，自己第一次出来找儿子，已经是1992年6月了。一起来的还有几个亲戚，大家都是刚出来打工的农民，或者还是在家种地的，都是第一次到大城市，能想到的就是靠嘴巴和腿去打听。也乘过公交车，但大部分靠步行。他能想到的第一个地方是工地，儿子可能熟悉工地，会跑到工地找家人。但连着跑了好几个，都没线索。之后李绪文也去过几家派出所，得到的答复是，没有类似报案。
日子一天天过去，李绪文最初尚存的希望被渐渐冲淡。而且唯一的见证人、妻子付桂花还失忆了，一点细节都没有。“那时候没想到在街上贴照片吗？”记者忍不住问，不料这正戳到老李痛处。他沉默片刻说，乡下条件差，家里人根本没照过相。“我和我老婆结婚，都没有照片，只写个名字、地址就行了。”他愧疚无比：李祥长到6岁，一张照片都没照过，找孩子时，他只能跟人比划着描述：“就这么高，1米左右，小孩白白净净的，不胖，见过吗？”可这样的孩子太多了，找起来无异于大海捞针。
1992年南京第一次寻子，前后用了半个月，徒劳无获。李绪文只得回去。但之后只要听到任何人提到有消息，就再出来找。就这么着，一年总要来南京四五次。如此持续了六七年，光车费也花了七八千元。同时，他们也在芜湖、铜陵等一带广撒网。“但凡有亲戚关系的，都托到了。我家、我舅舅、我表哥、表弟、姑姑家，家在四五个县，这几个县的人都知道我在找孩子；我在苏州打工，所有共事的人也都知道，知道孩子丢了，知道孩子妈妈为了这事精神不好在治病，苏州知道的恐怕得有几千人。”李绪文介绍，也就是为了找孩子方便，1998年刚兴手机时，他一年才挣一两万，就花了7600元买了一部。“在哪里都留这个号码，就希望能有消息。”这期间，只要有一点线索，他总会丢下工作，跑去看看，但每次都失望而归。
在夫子庙派出所终于找到“接警记录”
苍天不负有心人。2007年，事情陡然有了转机。李绪文的一个侄子提醒他，“听说南京夫子庙那一带走丢的人多，你们怎么不去夫子庙派出所找找？”这一提醒激起了付桂花尘封的记忆。她隐隐约约记起来，是带儿子到过夫子庙附近。
“夫子庙派出所的那位女所长，看我老婆可怜，就答应给她查查接警记录，一查，真查到了！”李绪文说到这里，声音也有些兴奋。
根据李绪文提供的接警记录复印件，记者看到，夫子庙派出所于1992年5月16日的确收到了一名“群众送来”的走丢了的小男孩。男孩自称叫李强，6岁，住“安徽新宁县繁昌乡”，父亲名叫“李树文”，母亲名叫“杨桂花”。“名字、年龄、丢失时间，都跟我儿子李祥情况吻合！”李绪文兴奋地解释说：“新宁县繁昌乡，是小孩把繁昌县新林乡说反了；李强、李树文，杨桂花，应该是方言的因素。”有了这条线索，夫妻二人简直喜极而泣！
孩子被送到福利院，又被美国人领养了
一切也似乎往顺利的方向前进：据派出所方面介绍，小孩送来后，所里曾登报寻人，但2个月后都没人找来，就只得放弃，送到南京市儿童福利院了。
“那么小的小孩，要一个人在福利院生活，想到这里，我和我老婆内疚死了，难过死了。”随后，付桂花和李绪文的侄子就去福利院打听，为了能顺利获知消息，他们还买了两千元的物品捐给福利院。
“福利院的院长确切地告诉我们，的确有这个孩子，并且还亲自教过他功课呢。但接着说，你们也别找了，孩子1995年已经被美国人给领养了。”这让刚喜悦起来的父母又一次陷入天昏地暗。这不是命运的故意折磨吗？怎么才知道点音信就远隔重洋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又进一步打听得知：李祥这个孩子非常聪明，一起送来的孩子都改名了，只有他坚持说自己原来就叫这个名字，不改。不过他一直以为自己是被父母遗弃了，所以进了福利院后，性格比较内向。
“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又惊喜又难过。”一直冷静陈述的李绪文，说到这里忽然声音哽咽，几乎放声大哭。
沉默了一会，李绪文接着说，这次福利院方面告诉他们：没有美国方面的地址。别说没有，根据有关规定，有也不能给他们。“我们也想，知道孩子生活得很好就行了。”就这样，2007年的寻访暂告段落。
意外
儿子误认是父母遗弃了自己
他急了：我要当面与你解释
按说，事情到了这一步，李绪文他们也只得接受命运的安排，绝了寻子见面的念头。可2010年前后，寻亲路上又起涟漪。
随着李绪文多年的努力，他们在苏州的生活有了大大改善，2002年在苏州买房安家，近年来也逐渐包起了一二百人的建筑工队伍，年收入平均有二三十万，二儿子李顺也考入了大学。“我在苏州，父亲在老家，平均两天就要打个电话，问我李祥找到了没有。这是他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心愿了。而我自己去参加人家孩子婚礼，也会忍不住想，李祥要在身边，20多岁，也该娶亲了哦。”李绪文的寻亲故事在2010年时辗转传到了远亲邓鹏的耳朵里，现从事法律工作的他提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或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于是李绪文将寻子之事委托给了邓鹏。
邓鹏调查了解到，李祥当初是通过江苏省涉外婚姻和涉外收养登记服务中心交由美国家庭收养的，便与该中心的陈科长取得联系。对方对李绪文一家的遭遇非常同情，但同时表示：涉外收养涉及到对方国家的法律，要保护对方的隐私，因此不能提供收养方的地址。除非是对方主动找寻回来。
官方渠道走不通，邓鹏就通过在美国的同学多方打听，侧面了解到：李祥现已在美国读硕士研究生，生活得挺好。但他认为，就是父母遗弃了他，不愿意与父母相认。正是听到这个消息，李绪文急了，他决定：一定要获得收养人的信息，亲自与李祥解释。“老婆1992年从南京回来时，就剩下她自己一个人，行李什么都没有了，孩子的纪念物也没有了。但在我记忆里，一直记着儿子聪明活泼的模样。”李绪文说，如果再没别的想法，他也只能通过诉讼江苏省涉外婚姻和涉外收养登记服务中心，以此方式争取“换”来收养人信息，“我们不会非要他回国的，他大了，有他自己的选择。但是，骨肉情深，血浓于水，我就想当面告诉他，爸爸妈妈没有遗弃他，爸爸妈妈一直在找他，他从来就不是没人疼没人爱的‘弃儿’！”
只有孩子愿寻根，才能公开收养人信息
昨日，邓鹏告诉记者，受亲属委托，他于去年10月找到江苏省涉外婚姻和涉外收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涉外收养登记的工作人员陈飞杰科长受理了此事，在核对资料后答复找到了相匹配的登记人员原型资料，但究竟怎么操作这件事情，因为没有先例，必须向上级领导请示。这之后，一直没能得到答复。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上了陈科长。他直言对李绪文寻子的经历印象深刻，也非常同情。“我们根据他提供的信息，还有公安证明进行系统比对，确实查到了一个信息相似、被国外收养的叫李祥的孩子。但这个孩子，是否就是李绪文丢失的孩子，现在还不能下最终的判断，可能只有通过DNA验证才能确定。”
这就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修正）第22条规定，“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
“但他们的遭遇实在太让人同情，我们也曾经按照当时收养人留下的地址写信过去，可一直没有回复。”陈科长表示，这件事的最终解决方法，恐怕只能是美国方面主动来与李绪文联系，并且孩子愿意寻根。“如果他们真要诉讼，我们也只能应诉。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是依法办事。”他同时表示，将积极向领导反映这个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