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专案组是如何搞“林彪事件”专案的，我们以往虽然略知一二，但知道的并不完整详细。吴法宪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就大致知悉中央专案是怎么搞的，而冤案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邱会作的回忆更使我们得窥全豹，真正了解了这一制度的肮脏与黑暗。
（1）“八八事件”大搞逼供信。
8月8日晚邱会作去毛家湾叶群家纯属偶然。叶群那几天从北戴河回京作身体检查，尚未回北戴河。而8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提及康生的患病。为了鼓励康生，周恩来命吴法宪当晚去叶群处取来毛泽东当年赠林彪的曹操《龟虽寿》手书，也许康生看过后对其病有所助益。邱会作是在政治局会议后被吴法宪硬拉去的。当时他们几人只是聊天拉拉家常而已。吴邱二人去叶群家一事周恩来知道的很清楚。但是为了坐实林彪、叶群早就密谋政变，中央专案组对邱会作大搞逼供信，强迫邱会作承认当时叶吴邱三人策划搞政变，中央专案组四次主要的审问都围绕这个关键问题来进行，甚至残酷迫害邱会作的家人和子女来要挟。
请看专案组是怎样对邱会作搞逼供信的。负责专案的公安部部长李震说：“1971年8月8日那天晚上，你和吴法宪一起到叶群家里，谈的是一个重大问题。你只要把这个‘事件’说清楚，对你来讲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你们和叶群商议的是重大问题，我们要向中央作专门报告。那天你在场参加了活动，要有你的交待。”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则说：“去年8月8日，你们在叶群那里密谋，周围的工作人员为数不少。你们谈了什么，中央已经知道了。现在，与其说是你向我们说清楚问题，还不如说是为了你自己和你全家把问题说清楚！你说得越清楚，对你个人越是有利，对你全家也越有利。我们说的“全家”的意思是什么，你一个大明白人，应当懂得！”邱会作对此一脸茫然，全然不知这些人口中所说的“密谋”何指。最后专案人员说“吴法宪直截了当地交待，8月8日在叶群家里策划的是阴谋政变。”（页675－679）
邱会作对此坚决否认，邱会作说：“你们要我交代什么，我已经明白了，就是要我承认那天我们在搞反革命政变的谋划。我现在提出三种方法由你们来决定：一是你们写，我签字，但要注明是强迫我签字的；二是我照你们的要求写，但要注明是那样写的；三是我自己写，只能说自己知道的事。”专案组怕邱会作写的内容不符他们的要求，干脆指点邱说：“这个问题不难写，有三点就可以了。第一，叶群策划你们准备到广州去另立中央；第二，她动员你们在九届三中全会上继续反党、反对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第三，你对吴法宪交代的事，表示同意。你这样写了，我们比较好处理，也有利于中央对你很好地宽大和安排。”（页679）但是无论专案组使用什么手段，邱会作都坚决否认搞了“预备政变”之事。邱会作事后感慨地说：“专案人员开始审问我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有信心，后来非常失望。他们在后期所做的，与其说是搞清事实真相，还不如说是为已经向世人宣布的‘反革命政变’找依据，在取不到预想的收获时，就急于求成搞‘逼、供’了。”（页683）而这恰恰就是中央专案组办案的一大特色：先有罪名，再以逼供信为手段罗织罪证。
（２）其他方面的审查
中央专案的审查还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1、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进行宗派活动；
2、庐山会议上反党，下山后在九江机场和林彪反党结盟；
3、1971年9月6日李作鹏告诉我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后进行了阴谋策划；
4、9月12日的活动以及与外界的联系，特别是和广州军区有过联系；
5、在我主持的一些工作中为政变做准备，如借组建基建工程兵纠集政变军事力量，抓国防工业是为了政变准备武器等等。
通过几次审查，邱会作发现中央专案组审查的“核心问题”是要找出“武装政变”的证据，甚至连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具体工作也要往“政变”上面联系。比如：中央组建的基建工程兵也被说成是林彪从战略上搞阴谋，为将来的军事政变做准备；还有，专案组认为军委办事组将林彪嫡系四十七军调往陕西，把兰州军区司令张达志换成皮定均也是为了准备“政变”。实情则是，该军虽曾隶属四野，但却是原贺龙红二方面军的老部队，抗战时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王震长期是该部队领导。难不成林彪要依靠王震搞政变？皮定均也不是林彪部下，但林从皮个人能力考虑，认为皮定均有大战经验，故调皮定均为兰州军区司令。张达志转任炮兵司令亦无不妥，更何况那时在边远的西北和西藏艰苦地区工作的领导干部，中央军委原则上都定期要轮换到内地好的地区或北京工作。此外，中央专案组还追查国防工业从国务院划归中央军委，是为了搞政变提供武器方便，就更属荒唐可笑了。文革williamhill官网 家机构体制改革精简是中央统一部署，1968年周恩来主动提出国防工业交中央军委来管，得到毛林批准，周恩来更亲自提名邱会作为“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周恩来直接领导邱会作，重大决策都是周恩来提出，邱会作负责执行，何来“为搞政变做准备”一说？邱会作说：“他们在审我，我也在‘审’他们呀！通过对我的问话来分析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总是想把真相说清楚，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只要证明林彪是‘政变’，自绝于人民就行了，对事情的真实性、合理性不太管，只要搞出来就行。再有，他们对我的审问是诱导性的，朝他们猜想的方向去引，对我说的可以搞清事实真相的细节，根本不注意，特别是我说的那些和他们脑子里固有概念不一致而又有分量的事，他们听了很紧张，不是打断我的话，就是装作听不见，有意回避或立即引到其他话题上去。”（页684）
总的说来，中央搞的专案秉持一切从政治出发，为政治服务。罪名是“上面”已经定下来的，是无可改变的，下面的专案组只是负责将这些罪名细致化、具体化。在达不到目的时，就采取逼供信的手段，甚至残酷迫害受审者的家人，如此种种还谈什么公正、客观和实事求是。从邱会作的亲身经历，不难看出当年的专案组是如何搞专案的，他们是如何不择手段入人以罪的，从而亦可看出林彪一案是如何成为冤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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