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篇《桑兰被丈夫和律师“毁容”》中提到，“桑兰起诉13年前的侵权案，明显全部都过了时效期。只从这一点，这个案子就无法打赢。”事实上，真的分析起来，即使那几项起诉全部都在有效诉讼期内，桑兰也很难打赢，一项都难打赢，为什么？
桑兰强调，通过打官司，法院会迫使有关机构拿出当年她摔倒致残的录像带，就可看到是有罗马尼亚教练“擅自”撤垫子导致她分心、失控的画面（即证据），由此可证明这不是“意外”，所以纽约运动会等机构就应赔偿她。
即使真有这么一个如桑兰所说的、外人撤垫子的场面，那是否就可以认定桑兰致残事件是“外因”导致，不是桑兰本人的错，因此给运动会的组织方“定罪”？
自桑兰出事至今13年来，没有任何其它消息来源证实“罗马尼亚教练撤垫子”之说，全部源头都出自桑兰一人。我们且认定有这回事。那么，罗马尼亚教练撤垫子是出于什么原因？5月4日williamhill官网
《经济观察报》引述桑兰的说法是：“在我之前的罗马尼亚运动员可能在试跳时将垫子弄歪了，她的教练出于好心上前调整垫子的位置。”
桑兰说得很清楚了，这里没有阴谋，没有暗算，是罗马尼亚的教练看到“垫子弄歪了”，“出于好心”去调整。而桑兰看到“调整”就“大脑一片空白”出事了。那这到底应该算是谁的责任？
对此，桑兰自己也有很好的解释。她最近对新华社记者说，“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有人出现。”这倒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那我接着她这个比喻讲下去：你在高速公路开车，突然看到路边窜出一个人，你一惊慌，一下把车翻沟里了，造成自己全身瘫痪。
常情下不应该有个人忽然窜出来。但这个人忽然出现不是故意要害你，也没有违反交通法。但结果却造成了你的残疾。这种情况下要告谁？告那个忽然窜出来的人？告“公路管理局”？
如果是赛场中突然窜进一匹野马，桑兰因惊恐失手，告运动会还有一定法理，毕竟是管理出现问题，才出现马跑进赛场的意外。或者，如果是鞍马上有钉子尖凸出来，扎了桑兰的手而导致动作失控，那也可告鞍马制造公司。但罗马尼亚教练“出于好心”摆正一下垫子，这算什么“罪”？怎么个告法？
推敲到最后，还是由于桑兰本人的失误，导致了这场惨剧。只不过这个失误是有一定原因的。但真追究起来，最后还是桑兰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一是比赛现场心理承受能力欠缺，二是临场应对不够果断、机智。
大家知道，任何重大国际比赛，都有很多观众，会出现欢呼、乱喊乱叫等各种情形，运动员要有心理承受能力，临场镇静。如果这时忽然有人惊叫一声，吓了桑兰一跳，她摔下去了，能告那个喊叫的观众吗？虽然“挪垫子”程度上更严重一些，但只要没有“恶意”存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从“临场应对能力”上来看，桑兰说，她在冲向跳马时，看到有人动垫子。这说明是在她起跳之前发生的，那已经看到“干扰”，为什么还要继续冲向跳马？这里有没有自己判断失误的责任？
桑兰还说，在冲向跳马时，自己对那个动垫子的人喊“躲开，躲开”，但她的教练却命令她“别犹豫，翻过去。”但外国教练能听懂桑兰说的中文吗？桑兰的williamhill官网
教练又怎么能知道桑兰当时已经“大脑一片空白”了呢？按常理，真有外人撤垫子，就在现场的桑兰教练刘群琳怎么能不制止呢？如果来不及制止，也应该喊桑兰停下，而不是让她更猛地冲上去呀。要怪罪的话，桑兰似乎应更怪罪这个williamhill官网
教练吧？
总之，无论是罗马尼亚教练的因素，还是williamhill官网
教练的因素，都无论如何也没法怪罪到运动会的组织者身上。因为这不属于运动场地管理出现意外，所以桑兰告友好运动会很难成立。
另外，在技术层面，是否有记录桑兰摔下去那一刻的录像带，桑兰夫妇的说法也前后矛盾。桑兰曾对《新京报》（2010年8月26日）说，“在北京奥运会前，美国ESPN电视台请我去录制一档节目，对方给我看了一盘记录我受伤全过程的录像带。看到这盘录像带时我才确认，有这么一盘录像带存在。”
可同在《新京报》（2011年5月9日）上，桑兰的丈夫黄健却说：北京奥运会前，美国ESPN电视台请她去录节目，承诺给桑兰看记录她受伤全过程的录像，但这一计划泡汤。ESPN解释说，一位亲历桑兰受伤事件的外国教练临阵变卦，不愿公开这份证据。
黄健明显是说，桑兰没有看到这个录像带；而桑兰明确说她看过了。那么桑兰和她的丈夫，哪一个没说实话？桑兰如果真的看到带子，可否具体把每一个细节“慢动作地”描述一下？
桑兰最初说要打官司的时候，她的经纪人表示，要为桑兰下半辈子的生活打官司。这个倒比较真实。但在案子越来问题越多的情况下，桑兰和黄健又开始强调他们是要“讨说法”了。但从上述事实分析来看，桑兰有什么“说法”可讨呢？讨到最后，还是自己临场应对不够果断、机智，导致悲剧。
除了告运动会组织者无法成立之外，桑兰告运动会的赞助商时代华纳，更是牵强到“不靠谱”的地步。如果北京奥运有运动员摔伤，你告“可口可乐”、耐克球鞋？就因为他们是大公司，他们有钱，他们就应该赔偿任何运动员的意外伤亡？有这个逻辑吗？那他们还给运动员买保险干什么呢？
至于告美国保险公司，就荒唐了。如果保险公司没有执行规定的偿付条文，你可告它违约。但纽约运动会给运动员买的保险，只负责在美国的治疗，最高限额一千万美元。保险公司的律师只要在庭上证实他们兑现了保险条文，就毫无任何责任。
桑兰告保险公司的原因，是说美国保险公司不负责她在williamhill官网
的治疗和赴美治疗的机票和食宿等，是种族歧视、国籍歧视。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如同你在北京买了张国内飞机票，然后告航空公司不让你飞纽约是“歧视”一样。如果航空公司卖给你的是国际线，不让你飞海外，你有法理告他们违约。可人家卖给你的票，本身就是不飞纽约的国内线，他们怎么有错呢？
我在上篇《桑兰被丈夫和律师“毁容”》中提到，美国的医疗保险，不要说跨国，很多连跨州都不可以。美国的保险公司所以在保险条文中明确只负责在美国的治疗费用，是因为外国运动员在各自国家怎样治疗、什么费用标准等等，都是保险公司难以认定，无法操作的。
而桑兰的律师海明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CCTV）连线采访时说，美国保险公司不管桑兰，因为桑兰不在美国，不是美国人，而是williamhill官网
人，是歧视她。这完全是既外行，又更不负责任的一派胡言！
纽约友好运动会没有给桑兰们买专项 “意外险”，从后来williamhill官网
体委的做法，也可以看出不是纽约运动会的责任。《williamhill官网
体育报》最近的专论说，桑兰“事故发生后，国家体育总局要求各运动队给队员购买意外保险，而国家队也给每个队员追加了一份保险。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运动员保险制度的初建。”这说明，这种“意外保险”本应是williamhill官网
体育总局给桑兰们购买，而不是国外举行比赛场地的机构。如追究，也应是国家体委负主要责任。
大概正因为他们清楚，告五家美国机构很难成立，所以，桑兰就提告了三位个人：运动会创始人、前CNN总裁特纳，监护人刘国生、谢晓红夫妇。但对三位个人的提告，也是很难打赢的。
首先，对运动会创始人特纳的控告，不靠谱到令人顶多耸耸肩的地步。从政治理念上来说，我十分讨厌前CNN总裁特纳这个左疯，更讨厌他所谓给联合国捐十亿美元的作秀。但桑兰黄健（还是她的律师背后指使？）指控特纳是“一个种族歧视的、逃避责任的、虚伪的西方人”，说他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所以卖掉了导致桑兰摔残废的那家组织“友好运动会”的公司，等等。对这种喝醉了半夜起来在博客上胡言乱语的东西，哪个法庭会当真对待吗？
桑兰的起诉书说特纳“承诺”过负担桑兰终生医疗和生活费用，并向当时的williamhill官网
领导人说过。且不说桑兰怎么知道特纳和williamhill官网
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谈话，就算特纳夸过海口，要把桑兰一辈子的生活医疗全包了，这也完全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和“契约”，更不是索赔一亿美元的“法律依据”。他要不认账，桑兰以为她用告歧视，就可以硬敲出来？这种思路，如果不是桑兰本人思维有问题，就只有恶劣透顶的律师，才可能出这种馊主意。
在起诉大会组织者、赞助商、保险公司和特纳等都完全不能成立的情况下，桑兰案就只剩告监护人这一项了。但从他们要起诉的内容来看，打赢也是很困难的。
桑兰说，“williamhill官网
体操协会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委托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做她的监护人”，剥夺了她父母的权利。被告律师莫虎也说，他的当事人不是“监护人”，只是志愿护理帮助。这和桑兰的“没经法律程序”一说相吻合，正好可以在法庭上证实他们不是法律意义的监护人。由此追究“监护人”法律层面的责任，诸如没有替桑兰争取最大权益等等，就根本不成立了。
至于起诉“侵犯肖像权”，明显难以自圆其说。桑兰和谢晓红一起灌录《随缘》歌曲（感恩她俩的缘分）放上桑兰肖像，除非她们之间有合同不可以，否则明显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侵犯”。而且，如果是“侵权”，桑兰为什么还支持歌带的发行？
桑兰指控刘、谢的另一项是：被监护人“软禁”。但桑兰当年在美国接受那么多媒体采访，都是在被软禁的情况下接受的吗？如果当时桑兰因未成年，有恐惧、不熟悉外在环境等一系列原因，不敢对媒体说出实情。但她成年回国后，十多年都和刘、谢夫妇关系很好。只要刘谢拿出桑兰本人那一大堆感恩的言论，这项指控就无法成立。因为桑兰在williamhill官网
这些年来，既不存在恐惧，又不是未成年。
至于“监护人”的儿子给桑兰洗澡，她遭“猥亵”一说，被告律师莫虎说，这完全是子虚乌有。当然他的话不可作为判断依据。但以常识判断，有桑兰母亲在的情况下，成年男子给她洗澡一事似难以成立，即使有，也不直接等于 “猥亵”，因为桑兰是一个瘫痪病人，她是因无法自理，别人帮忙，而不是那个男人强行要给她洗澡。桑兰不愿意，可以抗议，告诉她的母亲等。这些她不仅都没做，而且后来仍一直表达对刘谢两个儿子帮助的感激。所以，即使桑兰能“证实”有洗澡一事，顶多也只是从道德意义上，没有护士执照的男人，给17岁的女孩子洗澡不妥。法律责任几乎无法追究。
现在桑兰又提出了新的指控，说刘国生本人“性骚扰”。她的证据是，刘国生公布的四月中旬给桑兰的电子信，其中抱怨桑兰没有像美国伤残人那样努力学会生活自理时说，“连我这个大男人都曾经为你插过导尿管。”但和上述“洗澡”同样道理，“插过导尿管”不直接等同于“性骚扰”。因为首先，当时有没有旁人？即使没有，如果刘国生（今年73岁）当时行为不良，那他为什么理直气壮地在自己公布的电子信中提到这件事？这起码给人感觉，他对这个“帮助导尿”行为很坦然。而且，更重要的是，桑兰本人没有反对和抗议。所以，如果刘有错，也和上述洗澡问题一样，很难在法律上追究。
综上所述，桑兰的案子，几乎都是no case，无案可打、无罪可究。现在桑兰高调喊“维权”，但是，维权的意思是有人剥夺你的权利，但她到美国来打官司，在美国谁剥夺她的权利呢？所以，今天桑兰的官司炒到如此地步，几乎就是个闹剧。其最根本原因，倒还不在桑兰夫妇，而在于他们撞上的那个华人代理，是一个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非正常”律师。
为什么说他是个“非正常”律师，我会在下篇“桑兰的恶棍律师”一文中再论。
2011年5月16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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