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单位里来两个外调人员，颇有点来者不善。其中那个戴眼镜的，先泛泛地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比如你想不想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群众怀抱里来呀，你觉得自己的态度老不老实呀，等等，接着追问：“你认为自己的问题交代完了吗？还隐瞒了哪些问题？”不等我回答完，他猛一拍桌子，怒吼道：“你太不老实了，交代问题避重就轻！我问你，我单位有人举报你说过打算到银行抢两千块钱的事，究竟有没有？”我一听，觉得好笑。世上哪有抢银行之前先预定好抢劫数额的？倘若银行里只有一千九呢？或者倘若银行有两千一，是不是还要留下一百元？
我明确答复他们，我从来没有说过这话。当天的外调不欢而散。来人走后，我仔细考虑这个空穴来风究竟是怎么刮起来的，一点头绪也想不起来。他们逼我写交代材料，我不知从何写起，僵持了几天。后来，我终于想起一件可能沾边的事。当时是文革初期，报纸报导云南边境某县发生一起抢劫案，劫匪抢走两千块钱。我和几位朋友似乎谈论过这个热点新闻，可能如今被演绎成我打算抢银行了。我说明原委，他们不信，说我狡辩，逼我写交代材料。无奈之下，我决定编一个包含有“说抢银行”和“两千块钱”两个元素的故事。
他们看了我的第一篇交代材料（亦即第一篇小故事）后，对我说：“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了，说明你还是不想与人民顽抗到底的，我们欢迎。不过，这两千块钱，还不是那两千块钱，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要深挖，争取主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临走时特别强调：“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材料写出来，我们明天下午来拿。”当晚，我又以“说抢银行”和“两千块钱”为元素，发挥想像力，编一份交代材料。次日，来人看了材料，不满地说：“这还不是那两千块钱，重新交代。”
接下来几天，我又一连编了几份材料，但都“还不是那两千块钱”。我渐渐琢磨透了，他们是想逼我编出与他们炮制的材料对口的材料。这怎么可能呢？我交出第六份材料时，他们仍说“还不是那两千块钱”。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斗胆索性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说：“本来，您只要两千块钱，现在我都开出一万二了，您还要。如果您继续要，我还可以开。”听我这番话，他们若有所悟，那天临走时只说“你再考虑考虑”，没有说“重新交待”。当晚我就自作主张没再写材料，他们也“心有灵犀”，居然没再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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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1958年9月，上面通知我到政训班学习。刚到两天，公安局就来抓人。一起抓61人，县长、书记、公安局长全部被抓。公安局的人说我们是叛乱分子，用麻绳把我和蔡巴阿拉格连在一起。我们被交到西宁劳改局，我被判15年，押到德令哈农场劳改。那时我26岁。
农场里犯人打犯人很厉害，公安局的人让刑事犯打我们。那些犯人一边打我一边问我：“你搞叛乱杀了多少人，老实交待。公安说你杀了人了。”公安的人站在旁边看刑事犯打我们。再后来就开始饿肚子了，柴达木劳改农场有13万人，死得只剩七八万人。我们吃了三年茴条、苦苦菜和锁阳。我算是活着回来了。
回来刚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又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批斗的时候你一拳我一脚，到现在我耳朵里还在嗡嗡地响：“屡教不改，死路一条。屡教不改，死路一条。”1980年我被平反，祁连县的县长、海北州法院的人、祁连县法院的人都来了。我对他们说：“过去人的数字里没有我，现在我好歹算是个人了。”公安局的人给我们每人发了几个钱，就算平反了。――蓝白
来源:《黑五类忆旧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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