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谈我的家庭在我儿童时期给的帮助，那么该谈论的应该是家母，而不是家父。我父亲实在太忙太累，回家通常没有多余的力气管我，因此帮我看功课，问我学校好不好，安排学什么才艺，这方面是全权交给母亲负责。
然而，有几件父亲以身作则的“道德教育”，我倒是印象深刻，一直忘不了。
“叮咚──”星期六的下午，我家的门铃突然响起。那一年，我大概十岁左右。
打开门，一对忧愁的中年夫妻就站在我家门口，是找我父亲的。
“请问您们是哪一位？”他们回答是病人的家属。我关上门，傻乎乎地扯开嗓子往屋里叫：“爸！家属找你！”
老爸轻轻地开房门，张望了一下，皱着眉头，食指放在嘴唇上做“嘘”的姿势，压低嗓子说：“不要那么大声啦！你去跟他们说爸爸不在，快去！”然后又偷偷摸摸地关上门。
原来病人家属算是不速之客，于是我走回玄关，打开门，挤眉弄眼做出抱歉的表情，“对不起嗳，我爸爸不在家。”配合一个虚伪的傻笑，心想：哼！道德洁癖的老爸竟然怂恿我说谎！
那对夫妻对看了一眼，有点为难的样子，然后由太太开口：“那，小朋友，可以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你爸爸吗？”手上拿了一袋看起来很贵气的礼盒。
“不可以喔，不好意思，请你们再跟他办公室联络好吗？”这是我被教导的标准答案。
就这样推托了两三回，本来以为对方会知难而退，没想到他们坚持得很，依然不肯离去。就在僵持不下之际，那位太太见我死都不肯开门，心里一急，竟然就地哭了起来！
我的天！小孩在大人面前哭是稀松平常，大人在小孩面前哭到泣不成声，这是哪一门子的剧情啊？我完全傻眼，慌了手脚。爸爸妈妈教我不可以随便开铁门，可没告诉我如果客人掉眼泪该怎么处理。
她扶着铁门，声泪俱下地说，孩子生病住院，现在把命都交给了黄大夫。他知道黄大夫很清廉，坚持不收红包，可是做父母亲的实在担心难受，彻夜辗转难眠，希望黄大夫能收下这份心意，让他们心里平安一些。
就在脑袋一片空白，半推半就之下，礼盒莫名其妙的就到了我的手上，这对夫妻鞠个躬，就下楼了。
我像个战败的士兵，拎着礼盒走回屋内。父亲从房门出来，看到我拿了东西，勃然大怒，叫我立刻追出去退还。我试着解释当时的状况，他完全不想听，把我推到门口，命令我没有还给那对夫妻不准回家！
抱着一肚子委屈，我穿上球鞋，拿着那不知道是什么的礼盒，在街上狂奔，一路追到了巷口。
运气很好，我就在隔一条街看见那对夫妻的身影，一个箭步冲向前，顾不得刚才谎称父亲不在家的事，告诉他们爸爸要我不可以收，请拿回去，不然我会回不了家。这对夫妻可能见我狼狈的模样，竟然破涕为笑，接过了袋子。既然任务达成，我赶紧一溜烟地跑走，结束了这场送礼闹剧。
回家之后我还满生气的，心里抱怨，只不过是个礼盒，老爸有必要这么夸张吗？他自己还不是偶尔会带水果礼盒回家。
长大以后，我才粗略明白一些过去台湾医师的红包文化。原来以前看病，家属是要送礼到医生家里的。红包直接拿来拿去不好看，会藏在礼盒底层，打开了才会看见。
我父亲原则是：如果病人还在住院，他一律不收礼；病人若是已经出院，家属送礼物到门诊，他一定马上拆开，红包当场就退还。这也不是谁定的规矩，只是无愧于良心，荣耀归于上帝罢了。
现在很少人看病会送红包了。就算有，也可能是不怀好意，一旦医疗上有疏失，收红包的医生很可能会被送上法院。然而，除了医生之外，看看商场，政坛，到处都有收回扣的肮脏事，这跟医生收红包，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然而虽然有人因此而坐拥金山，却也不乏晚节不保，锒铛入狱的例子。
感谢父亲，那一场儿时的红包大作战，给了我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良心原则。做上帝所喜悦的事，不管后来我有没有当医生，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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