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门客”？“现代汉语辞典”释意为“贵族家里养的帮闲或帮忙的人。”又何谓“名士”？“现代汉语辞典”注释为“旧时指名望很高而不做官的人。”那么，怎样的人才可称“士“呢？“现代汉语辞典”说是“古代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这也就是说，“士”乃是williamhill官网 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分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后来才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追溯其源乃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
古代士人喜欢佩剑以显示身分。（Dreamstime）
春秋战国养士成风
如果细究“士”的产生则应溯源到周代的分封制。周代的分封制规定天子以下的贵族有三个等级：诸侯、大夫和士。士相比于诸侯、大夫乃是孟子所说的“无恒产”、“有恒心”的最下层贵族。所谓“无恒产”，即士不能占有土地，而诸侯、大夫都有一定的田产。天子是最高统治者，天子封诸侯国的领地给诸侯，诸侯再封邑给大夫。所谓“有恒心”就是当时的“士”无论有多穷也要佩剑，而佩剑正是当时贵族的标志。
春秋时代，士人始成，以平民士人为主流，被称之为“布衣之士”。布衣之士多出寒门，只能以其一技之长为其生计衣食寻觅出路。于是，投靠豪门便成布衣之士的重要出路。
彼时正值各诸候国之间征战不休，各诸候国贵胄权臣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势必要培植私家势力，也就很需要既有才能而又忠实效命的士人。于是，以召贤为名的养士之风便不期然兴起，门客现象随即风靡天下，除了秦国权臣，山东六国的权臣贵胄大多养有门客。随着诸侯国的争霸和兼并战争趋于剧烈，各国封君权贵养士之风渐成高峰。
当时依附在大夫和诸侯身边的谋士、辩士、文士、武士、术士等一批“士”阶层的人，或为他们的主人出谋划策，或穿梭于各国间，为其主人充当说客，他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门客”。当然，主人为他们提供食宿，他们就要对主人尽忠，从本质上说，门客和主人的关系是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但他们又绝对不是奴隶，因为他们享有人身自由，如果主人失势或对他不好，他就可以选择离开，即所谓“良禽择木而栖”。
到了战国末期，竟发展到秦国和其他各国的权臣贵胄几乎是人人皆有门客。其中著名的四公子，即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和魏国的信陵君，他们的门客数量号称“三千”。当然，那些门客不一定是完全出身于“士”这个阶层，可能既不是武士，也不是文士，而或许是仅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成语“鸡鸣狗盗”里会“鸡鸣”和“狗盗”的两位“异士”，就是孟尝君收罗的门客。但大多数门客都是来自“士”或者是当时的“名士”。
士大夫朝拜君主。（网络图片）
“门客”和“名士”
我国古代的士阶层乃是一个良莠不齐的知识阶层。在此阶层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名士”。这里所说的“名士”，现代人们更多的理解为“指williamhill官网
古代那些具有真才实学、却拒绝出仕的知识分子。”这一理解和“现代汉语辞典”注释基本一致。这也就是说属于“名士”这个特殊群体的“士”必须同时具备两个特征：其一为“具有真才实学”或“名望很高”；另一则为“拒绝出仕”、“不做官”。
显然，后一特征是我们后人给能圈进“名士”这个群体的知识分子所定的又一入围标准。然而在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名士”还只是指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士”，和是否“出仕”做官或是否想“出仕”基本无关。为证明此说非谬，且引文三则于后：
1、史载，秦国嫪毐在封地山阳起了一座占地千亩的“名士院”后宣称：“今日为我门客，他日为秦公卿！”咸阳官署多有官吏去职投奔。
2、《史记》里说，吕不韦看四公子有那么多门客，就寻思，以秦国那么强大的势力，居然没有一个类似四公子的人物，太丢人了，所以也广召名士，让他的这些门客“人著所闻”，就是把他们知道的东西都写下来，编著成书，“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这本书就是“吕氏春秋”。
3、作者孙皓晖所著《大秦帝国》多处将“门客”和“名士”并列，其第四部中有一段精采文字：“当晚，便有信陵君总管带门客名士三十，平原君总管毛遂带门客名士三十，两路车马到仓谷溪祝贺乔迁。是夜仓谷溪长夜大宴，席间吕不韦请出义妹才女赵姬献歌舞乐以助兴，一时惊动四座名士，盛赞赵姬为“歌舞乐三绝，才情天下无双”！秦国公子嬴异人当场虔诚求婚，当众慷慨立誓：“但妻赵女，世做赵人！若得负约，短寿夭亡！”感奋之下，吕不韦慨然应允，许诺一月之内当即为两人成婚。举座名士门客交口赞叹，众口一词地恭贺嬴异人与赵姬白头偕老。三日之后，嬴异人在薛公陪同下与两路名士门客高车骏马浩浩荡荡地回了邯郸。吕不韦一直送出谷口十里，方才还庄。”
从这三段文字还可以看出，我国古代至少在秦汉之前的战国时期“名士”的社会地位大抵和当时的“门客”相当。在当时，不但没把“名士”看成具有“拒绝出仕”、“不做官”特征的特殊知识分子，而且名士们还以做“门客”为跳板去实现“出仕”做官的目标。史载“四公子”之一的楚公子黄歇喜欢风雅之士，门客常被他荐举到国府做官就是明证。
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当时的“名士”也罢，“门客”也罢，其人生目标都是或为求富贵、取尊荣，或为留名千古去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只能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将自身“工具化”，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尊为“至圣先师”孔夫子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名士”，但他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相。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月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嘲笑为“丧家之犬”。这也反映出在孔子时代的“名士”去当“门客”并无地位上明显的落差。
孔子周游列国图。（网络图片）
各代名士的特性与变迁
到了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士，称为“士大夫”时，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礼教；或广泛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
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才能而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予各种官职。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出仕为品官。于是士庶对立，渐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辈官爵得以入仕并累世居官的家族，是为士族。
隋唐以后，士族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唐宋以后，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也就在这个时期和这个时期之后，“名士”的第二个特征即“不出仕”、“不做官”开始凸显。
在此之后，似乎“名士”一辞多指一群隐士、山人、雅客。这个时期一、二特征具备的“名士”代表人物有汉未的“建安七子”，西晋的“竹林七贤”，东晋的陶渊明、王羲之。这些“名士”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超然于浊世之外，汇集成一股名士清流。这股名士清流到明代终于蔚为大观，唐寅、徐渭、李贽、袁宏道三弟兄便是这一时期的典范。清代的名士以扬州八怪为代表。
也就在唐宋时期，随着中央专制政权的建立，盛行于战国时代的“门客现象”已无太大的政治需要而开始变质了。特别是在明清时期，这是williamhill官网 封建社会最专制的两个王朝，既无春秋战国时期那种激烈的竞争环境，更不存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需要争夺人才为其出谋划策、游辩各国的政治氛围。
加上许多士人经济地位低下，如不能通过当时的“科举”挤身仕途，就只能往来于达官贵府，借权贵之势存身养家，从而沦为“食客”；而这时的权贵也仅是要借名士、雅客之名以示高雅，并无强烈政治目的。所以纪晓岚会说：“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居之皓，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
陶渊明。（维基百科：晚笑堂竹庄画传）
是真名士自风流
自《菜根谭》（明朝洪应明晚年所写的一部论述修身、处世、待人、接物、应事的格言集）的“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一句话在名著“红楼梦”中被史湘云姑娘道出后，“真名士自风流”又给我国历代“名士”披上“风流”的外衣。
“风流”一辞，一指“有功绩而又有文采的”人，如风流人物；又一指“有才学而不拘礼法”的才子和名士，如风流才子，风流名士。其实，在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史中，williamhill官网 历代知识分子是一个可敬而又可悲的阶层。那些具有真才实学、却拒绝出仕，以风流潇洒为人生特色的“真名士”们除个别是天生就具有我行我素的叛逆性格外，多数是由于williamhill官网 历代知识分子在那险恶的社会环境中所凝聚成的忧患心理所致。
汉未魏晋，天下大乱，战乱频繁。在政治舞台上，风云人物如走马灯一样瞬息万变，知识分子稍有不慎，就会被卷入政治漩涡，遭来杀身之祸；元代，野蛮的民族压迫把知识分子残暴地打入“九儒十丐”的苦境；明代中后期，皇帝昏庸、阉党专权、政治黑暗、私欲横流，加上八股取士的呆板科举制度令人窒息；清王朝建立以后，继续大兴文字狱，钳制自由思想。推崇“真名士”乃是处于困境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和自我解脱；“真名士”不拘礼法的“风流”乃是他们生存在那混乱、罪恶的时代为保持自身出淤泥而不染、维系个人高洁的精神品格所显露的假相。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崇高者，可同情者。
“沉舟侧畔千帆过”，古代的“门客现像”像“沉舟”一样已消隐于历史的长河中；历史上以“名士”、“真名士”冠冕的那个知识分子的特殊群体也已不复存在！毕竟人类历史己进入21世纪，我们对“名士”、“真名士”、“门客”这些沉淀了我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重新加以认识，定会起到“以史为镜”的积极作用。
（原标题：名士、门客考—浅论我国历代的“名士”与“门客”的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