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Laogai)”这个特殊名词已被载入了牛津大词典,且在世界上声名狼藉,以至当局不得不将全大陆劳改队更名为某某监狱。虽然换汤不换药,但足以显现其心虚。当年劳改犯们修路、伐木、开矿、挖煤、采石棉、炼硫磺……所有这些艰险、高危、有害的苦活都是奴隶式的无偿劳作,为当局创造了巨额的财富。而这种残酷的奴役、压榨被当局得意地吹嘘为“伟大的劳改事业”、“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改造罪犯最有效的方式”。
笔者从20岁被打成右派(后又升级为“反革命”)便开始与“劳改”结下“不解之缘”,几十年中亲眼见证了它的兴衰变化,可以说是williamhill官网 劳改资深见证人。那些劳改队干部,几乎每天必念的一句咒语是:“人民政府就是要把你们改造成为改恶从善、自食其力的新人”,同时还得加一句“没改造好,就别想出劳改队”。至于怎么才叫“改造好”,谁也不知道。
“从劳改队成立时我就来了”
说这句话的基本上都是原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有的甚至还是“起义人员”。按共产党的政策“约法八章”:“只要放下武器,不再与共产党政权为敌,一律既往不咎,还可量才录用。”对“起义人员”说的更好听:“革命不分先后,爱国便是一家”。可是这些话都是唬弄人的,没杀你就算是“宽大”的了,老实入“队”(劳改队)“量才”接受“改造”吧。
我是1958年入“队”的,因是“反革命”外加“重刑犯”,故关在四川泸州专区监狱。当时的犯人小组长叫詹裕彬,雪发齿缺,一副龙钟老态,是国民党的一位文职军官,还是“起义人员”。他见我像个孩子,便问:“你犯了啥罪啊?”我说:“右派外加收听敌台”。“判多少?”“判了15年。”我想他应为我叹息,谁知他庆幸地说:“好、好、好,判得好轻。”我真有点生气,以为他在调侃我,他解释说:“我啥事也没犯,还参加“起义”,可劳改队一成立就进来了,还判20年。你又当右派,又收听敌台才判你15年,还不轻呀?”我无语。不久这个和善的老头就去世了,算是“改造好”了。
梁鹏举也是“劳改队成立就进来了”的,是国民党军医。此人更绝,我看过他的判决书,判决日期是1950年初,一张已发了黄的油印劣质纸,上面明明印着“判处梁犯死刑立即执行”。我吓了一跳,这个人莫非是鬼呀?经他指点我才看清,“死刑”二字被钢笔墨水划了一直杠(当时williamhill官网 的文书都竖排),算是作废,同时在“死刑”旁边,用钢笔字写了“无期徒刑”,并盖上了红色的私章印。我问他咋回事,他告诉我,死刑执行的前夜,劳改队负责人来找公安局长说,劳改队里一个医生都没有,怎么办?公安局长和他曾是战友,便说“老子送你一个嘛!”于是他把梁鹏举弄来,将其判决书上“死刑”二字划了一杠,添上“无期徒刑”,又盖上局长大人的私章,于是梁某便来了劳改队。可惜,如今这份判决书早已不知去向,否则将是williamhill官网 “法制”史上珍贵的文物。
另一位劳改队友王毕新,四川古蔺县人,在当地曾当过几年的保长。当时的保长还没有现在居委会主任的权力大。可是镇反远动一来,他就被抓了起来,关了一个多月。一天来了个当官的军人,把他们十几号人叫出去,就像公布考分似的:张三判刑15年,李四20年,王五……。王毕新被判了无期。王毕新便问:“请问我是什么罪被判无期?”那个官答得更妙:“你他妈的自己犯的什么罪还不清楚?还来问我?少废话,没有杀你就算宽大了,还不老实点!”他说的也是实话,“镇反”中没被杀掉的国民党保长确属凤毛麟角。王毕新一直关到80年代初,邓小平下令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他才得以出狱,和我一起“就业”。我们还是好朋友,他于数年前去世。
风都吹得进去,牛都拉不出来
语云“侯门深似海”,劳改队的“门”可比海还深。进去容易得很,所以叫“风都吹得进去”,要出来那就难了,所以叫“牛都拉不出来”。我刚到泸州专区监狱时,有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和我一起干活。其父是国民政府驻日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本人因“文化特务罪”被判无期。我请问他姓名时,他说:我的名字就是“先生”两字中间加个“我”字。在那样恶劣环境中,说话还能如此幽默,可谓不失文人本色。这位“先我生”先生,当时不到40岁,改造中非常积极,除了干活积极,还给大家读报,指挥大家唱“劳改歌”,我还记得一点儿:“劳改当中两条路,我们罪犯要认清……”。在学习发言中,经常听他说:“我虽然是个无期犯,但我相信人民政府不会把我关死在劳改队里,我相信自己会改造好,回到社会上,回到人民怀抱,重作新人……”。可是“落花虽有意,流水却无情”,他从50年代关到80年代,我们的“先我生”垂垂老矣,别说出劳改队,无期徒刑也原封不动。
终于大赦来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全部释放。先我生却已一病不起,肺结核、肺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当第二天便要送他出狱时,他一激动血压更升高,病情恶化。我当天在病房值班,想毕竟相识几十年了,我走到病床前看望他,他拉着我的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我要回……回到……到社会上去,我不……不要死在劳改队里”。我几乎恳求似地对他说:“先老兄,听我一句话,你千万别激动呀,明天一早就送你出去,出去又怎么样嘛!何必激动?!”我内心是想告诉他,全国都是一座大监狱,从这小监狱走向那大监狱,何必如此激动?当然这话我不敢说出口。但他就是平静不下来,呈现全身衰竭,我们也不敢大量用镇静剂。到了凌晨4点左右,他呼吸开始不规则,随着心衰也来了。黎明前他终于“走”了,永远离开了劳改队。
从劳改队成立就进来,从青壮年一直关到死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岂止先我生一个?我见得太多了,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党早已五体投地臣服了,可是我们“伟大的党”对他们就是一万个不放心,要谨防天下大乱。
侥幸出来了,但已半痴半傻
有些侥幸出来了的人,由于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被改造的时间太长,对外面乃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另一些人更被“改造”得半痴半傻,说话行事令人哭笑不得。那位梁鹏举军医,释放出来后与我在宜宾市街上不期而遇。几十年的老相识,我主动向他打招呼,他竟像通报喜讯似的对我大声说:“哎哟,严生产员,我都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了。”弄得周围的人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们,不知这“严生产员”是干啥的。其实“生产员”就是劳改队给“就业员”的一种别称。
更令人尴尬的是,释放的原国民党人被关了几十年,又老又有病。送他们回家,除了要有劳改队干部到当地公安局为他们办入户手续外,还得有个医务人员带点急救药,以防他们死在路上。1980年,有大半年我几乎都干这个差事。由于他们习惯了劳改队,开口说话必称“报告管教”。大家坐在火车上,某人要去解便,竟然站起来,打立正姿势,大声说“报告管教,我要去解个小便”,劳改干部一脸得意地答道“可以,去嘛!”弄得车厢内的乘客像看稀奇动物似的看我们。
有一次送黎某回泸县,我们先到沪州市,帮他将入户手续办妥,之后劳改干部对我说“你送他去泸县,我还有点事。”从泸州市到泸县过一座沱江大桥便是了。我也想偷懒逛一下街,所以把他送到离大桥不远处便对他说:“你过桥回家好了,我不送你了,再见!”谁知不一会儿,他又慌慌张张回来找我,说:“管教呢,管教在哪里?”我说:“你回你的家嘛,找他干啥,还想念他呀?”他哭丧着脸说:“公安员不准我过桥,叫我滚开,过不了桥怎么回家?”我当时也让他搞糊涂了,仔细问他后,我才明白。原来沱江大桥上有个岗亭,站了个武警,是护桥的,这位老兄看见岗亭内持枪的兵,便按劳改队的规距,立正、报告道:“报告公安员,我要过桥。”对方自然不懂这一套,白了他一眼,没搭理他。他以为人家不同意,于是接连着二次、三次地“报告”。那个武警以为他是疯子,便叫他“滚开!”我当时气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后我拉着他的手,才将他“护送”过了桥。
丢掉没人要的“包袱”
在邓小平“大赦”之前,1975年毛泽东也特赦过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人员。这批人年龄更大,关押到70年代别说谋生,连生活自理都困难。有位王一鹗先生,成都人,是国民党二十一军的团长,抗日将士。此人不但是爱国军人,且颇有文采,还对京戏很内行,拉得一手好京胡。在劳改队我俩成了忘年之交。他常悄悄出示一些当年抗日战争中写的诗词给我看。我还记得有“拼将热血染疆土,喜看城头舞汉旗”、“决战沙场酒不浓,半轮明月似雕弓,男儿未管黄金印,潇洒风怀忆小红”。我问他:“小红是谁?”他说是和他十分要好的一名京戏女演员。
“大跃进”中,我们在古蔺“新生煤铁厂”,厂长叫郑守坤,酷爱看京戏,于是他叫王一鹗在囚犯中组个京戏班,并制了些道具服装,名义是“活跃犯人的文娱生活”,实则是他要看。当时劳动强度非常大,又吃不饱,许多人都累死、饿死。王一鹗便把我选进戏班去。我悄悄对他说:“我不会唱京戏。”他说:这儿没有女子,你年轻漂亮,把你扮成个丫鬟,站在夫人小姐身旁,只说几句道白就行了。于是,我“混”进了戏班,躲避了许多重劳役之苦,这才免于被累死,可以说王一鹗救了我一命。他被特赦后,送回老家,妻子早嫁人了,儿女怕受株连也不管他,当地政府东拖西推。老人家最后生活无着,愤而投水自尽。我听见这消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还有个人叫李昌凡,也是个国民党军官,60多岁,却因中风留下后遗症,不但行动困难,说话不清,连大小便都要人护理。他有个儿子在重庆附近的万盛地区。之前,已经有类似的人被送回家,但其家人拒绝不收,最后只能找当地政府施压,非常麻烦。某日,监狱孙股长把我叫去,说:“你跟着蒲管教一道送李昌凡回家。他儿子还不知道李昌凡的病情,你们把他送到家,放下就走。一定要完成任务呀!”大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样子。
我只好遵命。沿路全由我背着上、下车,喂饭、解便也都需我护理。到了万盛,蒲管教去公安局将入户手续办妥,然后,由派出所的人先去敲开李家的门。我冲锋般地背着李昌凡冲了进去,把他稳稳地放在床上。李昌凡见到儿子不禁老泪纵横,想说话却吐字不清,不知他说些什么;儿子、媳妇见了老人自然也一脸惊喜。没等他们回过神来,蒲管教说:“他好多年没回家,太激动了,你们等他休息一会儿,再和他说话好不好?我们另外还有任务,我们走了。”说罢递个眼色给我,我们便转身飞快离去。
最后一个是我的“笑话”
送李昌凡回家后,我们回到重庆,休息了一天。那时囊中羞涩,只能在街上去闲逛。我看见山城影剧院正在上映电影,票价才5分。我想这点“消费”我还能承受。我来到售票窗口,只见一张大白纸上面写着:“毒草影片《决裂》示众批判上映,外国人与四类分子严禁入内!”我像触了电似的,吓得回头便走。走出几十米外,才突然明白过来:我这个“四类分子”脸上又没刻字,他怎么认得出来?你怕什么?想到这里,当时我也禁不住想笑,但终于笑不出来。我一向以不接受他们的“改造”而自豪,今天看来自己还并未完全做到,我和那位过沱江大桥的黎先生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毛式超级恐怖,无处不在,无人能幸免!
2010年12月6日完稿
本文略有删改,原标题:苦笑背后的悲哀—劳改队见闻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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