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调研越来越成为中共高层收集掌握下面信息的方式。这种调研主要分三个大的方面：一是针对已出台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二是了解各自分管领域的情况；三是因应重大突发公共性事件和自然灾害。接近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士透露，领导人确定调研主题后，具体基层调研点一般由中办或国办联系选定，也可以领导人自选。
中央领导人行前都有一些要求，但因为调研时间太短，“可能去一个地儿就一两个小时，你说要全方位全了解不太可能”，所以在调研之前，常常由相关部委负责人或被调研省份的书记一把手亲自完成决策辅助性信息。
由此，中央领导人的工作联系点，往往成为省委领导的联系点。如胡锦涛调研安塞、李克强调研山东桓台、李长春调研广东增城市之前，陕西、山东和广东省委书记赵乐际、姜异康和汪洋事先都前往联系点调研摸底，情况摸准后，再把信息反馈给中央。
预先严密安排行程方案绝密
上述人士称，领导人出行调研通常都有自己要关注的东西，工作人员做好包括调研时间、调研地点等方面的方案后，再由领导定夺。调研内容有一个系列的提纲，主要是最近热门的话题，包括领导本人关注、部委提供、专家建议及国外消息四个来源。
按目前领导人基层调研的行事规则，中央领导下基层调研，事先拟制的调研行程方案为绝密等级，不为普通官员和民众所知，只是在中央领导人集中调研某地后，才会通过官方喉舌以新闻通稿的形式统一发布。有时被调研县市的某一点，直到领导人到来前，普通民众才会被匆匆告知。
看上去气氛甚为宽松的调研活动，其实事先安排异常严密，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领导人调研行程安排显示，这份名为《中央领导人某地调研活动接待方案》中，两天的调研时间里，领导人一步一动的安排精确到以分计，如上面写到，领导人第一天上午时间“约需2小时25分钟”，下午调研时间“约需1小时40分钟”。第二天上午调研时间同样“约需2小时25分钟”，下午则安排为在当地宾馆召开座谈会。
“接待方案”分地点、主题和活动内容及方式三部分。调研地点圈定了当地需考察的三个村子，调研主题分别为：该村近年来发展变化情况、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及产业开发与农村经济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村科学发展问计于民等。
该份方案来看，虽为呈送给领导人的“建议案”，但显然经由被调研地的省市领导反复酌定。领导人调研考察的村庄内容、具体农户、谈话内容和方向，事先都已安排妥当，
“到新建的新村看一户农户（贺某某）新房建设情况，主要了解家庭收入情况、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情况、市、县扶持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政策及有关惠农惠民政策落实情况；到旧村改造户（宋某某）家里了解生活情况，之后到院内与围来的村民（约安排10~15名，主要是村支部书记、产业大户等群众代表）促膝交谈，重点安排3~5名群众发言。”
安排好具体群众后，省市接待方案还要帮领导人设定几个谈话主题，预设过程之细微，令人惊讶。如：了解农民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农业农村应如何科学发展、农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关于“三农”政策的意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在某个村庄、工矿企业或机关单位，领导人停留多少时间，方案上都分别建议了15~20分钟左右的时间。
胡锦涛到安塞调研时，与沿河湾镇方塔村党支部书记白光荣聊了足足30分钟。但白光荣回忆，在他汇报期间，不断有人在后面拽他的衣服。“本来可能规定不超过20分钟，但他（总书记）问题太多了。”
不过接近中办的知情人士告诉本刊，领导调研的时间，分计划内和计划外，时间富余时，就会有计划外的调研，这个领导人自己会有要求。
安保措施重重
某省警卫部门有关人士称，领导人出访前，其调研接待方案层层设防，秘密等级高；而省市接待方案中预先安排的领导人访问对象，也需要政历清白，安全可靠，当地县市组织、公安部门事先需慎重把关。
柴金甫是浙江嘉善县的花卉种植大户，在大云镇缪家村承包土地种养花卉，柴金甫曾参加了习近平当年到嘉善的调研活动。柴回忆说，中央领导到嘉善前，当地组织部已经找他谈话，“组织部当时跟我说，不用紧张，领导问什么问题，你回答什么”，那天习近平到嘉善县城后，柴金甫放下手头的活，提前去了村民缪新兴家。缪新兴家是当地政府设立的一个农民远程教育点，“那天刚好是远程教育点的学习。”
柴金甫如约见到习近平，在嘉善县、大云镇领导发言结束后，柴被人介绍给习近平，习态度和蔼地问他对于农民土地承包政策怎么看待等几个问题，柴金甫都轻松回答。在缪新兴家，习与村民们聊了有五六分钟。不过柴金甫发现，屋里人很多，但柴认识，大多是村干部，或像他这样事先安排好的群众，“倒是后来外面有些围观的人群，都是一般村民和路过的。”
严格意义上说，柴金甫也不算普通群众，他的另一重身份是浙江省的人大代表。这次来访的中央领导人习近平原来是浙江省委书记，作为人大代表，他一点都不陌生。对于此种调研的“被安排”，柴金甫觉得可以理解，“毕竟人家是国家副主席，领导人来了，不可能乱七八糟的人都进去，总归有个安全问题。”
2006年胡锦涛到安塞过过年前，当地也做了周密部署。“踩点踩了很多家，谁知道定在哪一家？”康海发说。有村民猜测，最终定在康海发家，可能是出于安保考虑。“他们家的位置，在全村最高。”
对被调研地省市来说，中央领导在当地起息出行，是一件大事。当地安全部门旋即进入一级警备状态，社区、街道也被要求，日常维稳工作中发现的受过处理、对政府不满等方面的人士被排斥在领导视线以外。
江油市方水乡白玉村的党委书记邓怀才被安排全程陪同温家宝在白玉村调研。此前，省里、市里的领导来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县里的一天来几次，乡里的就直接蹲点，一级抓一级，压力很大，只能做好，不能做差了。”除了要带领导去看各个安排的点，确认达到迎检要求，邓怀才还被要求不断重复要给温家宝汇报的内容，不过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没有必要，“我见过几次领导人，哪个听你念稿子嘛，都是像拉家常一样，摆谈一下。就算开座谈会，也不会让你念稿子。”
2008年，李克强副总理到他的工作联系点山东桓台调研。当地媒体在调研结束后报道称，李克强此次视察山东桓台，是多年来中央常委领导同志首次视察。桓台上下非常重视，调集了大量的警力做好安保工作，并大力做好环保和卫生工作。
桓台县城所在的武警山东淄博支队桓台大队的一则简报称，先后开展了“秋风一号”、“秋风二号”和“秋风三号”三次专项（集中统一）行动，重点加强了对社会面的治安控制、治安隐患的安全排查、重点人员的稳控、基础信息的搜集和各项警卫方案的制定，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确保了警卫任务的万无一失，确保了首长活动的绝对安全。
吉林乾安则字村是中央领导人当年工作联系点调研的村子之一，村民张志彪对一个细节记忆深刻，“领导人一来，派出所和乡上把村里的所有道都封上了，村里老百姓上道看医生也不行。”领导人走后，村道才解禁。
张志彪更向记者透露一个惊人的“事实”：贾庆林主席来他们村调研时，村支书和乡镇官员为应付调研，雇用村民从邻村端子村借来73头牛充数，领导走后一个月，又把牛送回。“具体谁借的牛，谁还的，我都知道。”张吉彪说，他公开反映此事好几年了，但没人理他这个茬。
高层越过多个层级进行基层调研，本意在规避科层制对信息格式化处理所带来的失真。但一些过度的安保，又带来了新的失真。
领导人的“自选动作”
前述接近国办的人士透露，一般情况下，领导人调研是希望看到一些问题，了解一些做法，以期据此对面上有个大致了解，对全国其他地方有指导意义。“一般是哪些地方某一方面做得好的他会关注，他不了解的，就得有部委提出意见，建议之后领导制定具体的时间就去。”
“当前政绩考核体制下，可以想象的是，看问题虽是领导初衷，但这在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该人士称，相信没有哪个领导人下去调研不希望知道真实情况，但在各种利益驱动和风险担忧下，下面部分官员难免出现瞒报。
曾陪同朱镕基调研的williamhill官网 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回忆，即便是朱镕基，也曾被骗过。“朱镕基是最厉害的，我陪他出去过，人家骗不了的。人家汇报的数字对不上，他马上就把人一阵责骂。问信贷，你怎么吸收存款，怎么贷款，为什么贷给这人那么多，前因后果说不清楚就把人训一顿，那干部吓得直哆嗦。
但是有一次朱镕基也受骗了。到山西去查集市贸易，完全是假的，给他看了，他回来以后，里头有个人给他告状，他马上派他秘书去看，那个集市已经没了。他大发火啊！”张卓元担忧，这么聪明的人都被骗，“那这种情况调查到的东西，能作为一个将来经济发展思路的背景材料吗？”
2010年五四运动91周年时，温家宝到北京大学与学生交流，校方特别安排学生会主席与温家宝互动。不料，温家宝当场揭穿：“我知道你们是安排好的”，并批评校方“把学生关在楼里不让出来”。
“家宝同志每年都要深入农村搞调研，是经常的事。他搞调研有一个特点：每次下乡不是按照地方政府或是党委给他安排好的路线去考察，而是随时改变路线，或随时让车中途停下来。这样的好处就是能真实地了解到农民的情况，把地方政府的人搞得措手不及。”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在接受媒体采访透露，中央领导到农村考察，有时要了解到真实情况也不容易。例如看到粮食堆积如山，却可能是从别的粮库临时调来的。”
张虎林说，温家宝对这类情况心知肚明。所以他才常有“惊人之举”。一个周知的例子是2003年底，温家宝在重庆考察时路过云阳县一个小村庄，也是中途下车，问一位叫熊德明的农妇，对政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熊德明说到在外打工的丈夫2300元工资被拖欠，给家中造成困难。之后，熊德明被拖欠的工资很快被追回。
“尽力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调研中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对中共调研时弊，习近平去年底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要求，“领导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
平均每月一次
领导人基层调研的频率有多高？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统计，2002年10月到2007年9月的五年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到全国各地调研考察累计达352次，人均39次；其中，温家宝调研次数最多，高达76次；其次是胡锦涛，达48次。而在2007年10月至2011年8月共计不足四年的时间里，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九位领导人在国内考察调研次数共达到386次，人均43次，其中温家宝调研次数达到了创纪录的84次，平均不到16天就外出进行一次考察调研；胡锦涛、贾庆林、李长春和习近平的考察调研总次数也达到40次以上，基本做到了平均每月外出做一次考察或调研。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统计还显示，在第十六、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成为调研主题频率最高的是“五年规划执行与预研”、“践行科学发展观”，分别有95次和105次。
领导人多数调研是错开时间，且以分管系统的需要进行主题自我设定。但在2005年1月到2006年6月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中央九常委第一次集体亲自联系挂点示范。这一联系点制度在2008年9月开始，全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再次发挥作用。
2008年、2009年，为应对拍岸而来的金融危机，领导人集体调研的频次增高。2008年7月3日至8日的5天内，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分别出现在江苏、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5个外贸型省份。之后，4万亿元的中央刺激经济方案出台。第二年，为宣传解释中央的刺激方案以及搜集反馈信息，4月和6月，九常委先后两次对近20个省市进行调研。
2010年起，中央领导人的调研频次开始稍有回落。
来源:摘自香港党媒《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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