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是一名301解放军医院的外科医生，20多年前他在急诊室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场景，被子弹击中死去的年轻学生们。多年之后，在SARS病情被掩盖的时候，他选择以实名公布真情并奇迹般得赢得了这场公共卫生的“宣传战”，他是蒋彦永，一位诚实的医生。但是因为良心的召唤，他和他的家人却不得不承受巨大的代价。
1989年6月4日，北京市民在查看二十多辆被示威者焚烧的坦克，以阻止解放军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AP Photo/Liu Heung Shing)
节选自Phillip Pan（潘公凯）所着《走出毛泽东的阴影》（Out of Mao's Shadow）。本章是全书的第八章。本书繁体中文版近期将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译者说明：因为本章的电子书制作提前于繁体中文版截稿之前，因此并非官方译本，可能与最终出版的书中章节略有不同。
献给一直铭记历史的williamhill官网 人
以下是本章节选：
他只是一个上年纪的医生，但他使政府陷入了一个两难局面。即使政府已在控制SARS疫情，蒋还是感到有些内疚。隐瞒萨斯病情不是他第一次需要决定是否向党的权威低头，面对错误行为保持沉默。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他面临过类似的选择。他相信他当时的做法是可以见人的。他宁愿接受退休，也没有赞同政府的镇压。多年来，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偶尔，他私下告诉朋友1989年6月3日夜间他在急诊室看到的情形，但他从未公开发表自己对政府的批评。他同情那些被枪杀者的家属，但他知道公开讲出来会令他自己丢掉工作，甚至丢掉他的养老金和住所，并肯定会令他妻子和孩子的生活更加困难。而且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像其他数百万被大屠杀激怒的人和对williamhill官网 此后所走道路感到失望的人一样，蒋选择了在沉默中生活。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决定在他心头越来越沉重。
他对此是否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他能否做得更多？由于现在公众称赞他的正直，并把他誉为揭露政府隐瞒非典的"诚实的医生"，他心中那份羞耻感和悔恨比以往更强了。正如他在萨斯危机中所做的那样，如果一个人面对权势说出真话，能迫使党承认其罪行并改变历史，那么他为何要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上保持这么长久的沉默呢？这些年来，他是不是太容易妥协，太在意自己的个人安全呢？当这位上了年纪的外科医生回顾自己的过去时，他思考的就是这些难题。对它们他反复考虑了好几个月。然后，在党庆祝抗击非典的胜利，并尽了最大努力说服公众忘记他之时，蒋彦永暗下决心，决定再次发言。他在非典危机中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和政治资本，他决心利用它们替天安门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讨个公道。
蒋坐下来开始写作，记录下多年前他所看到的那个夜晚，并把这份记录交给了党的新领导人。被压抑的记忆和情绪如洪水一般涌来，他写的一点都不费劲。“我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他写道。“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
6月3日晚上，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晚上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唿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唿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曾遇到过成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williamhill官网 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williamhill官网 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与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他的男友没跟着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
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得发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
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
蒋写到他如何努力抢救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但因为医院没有足够的血浆，他最终死在了手术台上。蒋记得和一位军队少校的谈话。那人也中了枪，但他自己觉得算是幸运的了，因为在他旁边的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都被打死了。蒋报告说有几位中枪者的器官被微小的子弹碎片击碎，并怀疑士兵使用的是特殊的开花弹，粉碎后造成更大的伤害。蒋写道，那天晚上他治疗的学生都是无辜平民，是和平抗议腐败和唿吁政府廉洁的青年男女。那些在北京的战士们理解这一点，他们拒绝使用暴力镇压示威，“但一小部分支持腐败的头头在胡来”，并从各省召集增援部队。那些部队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学生运动，只被告知要对“反革命暴乱”开火。
在数月之内，蒋一页又一页地在信中写出他的心声。他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要打破他在天安门问题上的沉默。这些年来，他曾与朋友们讨论此事。这些朋友当中很多人也因为拒绝采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镇压，已被提前退休。现在，他把信的草稿给他们看了，并要求允许把他们也写进来。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激发起他的行动。他觉得好像他既是为自己在写，也是为他们在写。他所写到的一个同学，军事（医学）科学院高级官员唐佩弦，在屠杀之后的清洗中丢掉了职务。当时党的官员对他施压，让他支持镇压。唐告诉他们，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当年参加了共产党支持的对国民党政府抗议的学生运动。他说，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推翻了他们的共产党，怎么能够对学生动用机枪、坦克？蒋的另一位熟人，着名剧作家吴祖光，在一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上发言反对屠杀。没有其他政协委员有勇气站出来支持他——这些人里有一些是国内最聪明的人才。蒋写到，他们的沉默令吴很失望。在吴的晚年，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在吴去世前不久，他告诉蒋，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蒋写到。"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
蒋还写到了他一位病人的妻子，历史学家丁子霖。她17岁的儿子在大屠杀中死亡。她是“天安门母亲”的领头人，这是一群家长，也有其他人，他们争取记录下在镇压中伤亡的人员姓名和他们的故事。蒋最近看了她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有关该团体的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蒋写到。“——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williamhill官网 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蒋写到，每年“天安门母亲”都唿吁全国人大采取补救措施，但每年都被置之不理。
党担心承认大屠杀会造成“不稳定”，但他认为，这种对稳定的迷恋只会激起更大的怨恨和不满。每到春天，随着大屠杀纪念日的临近，党就会变得紧张，并动员起来防止任何纪念受害者的企图。它要人们忘记天安门事件，继续前进。它先是把大屠杀说成是“政治风波”，然后又说成只是一个“事件”，并希望事情的真相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但是，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一直被迫保持沉默，但是每过去一年，他们的愤怒和失望都会进一步增加，而党的焦虑也随之攀升。蒋敦促新的领导人采取一种新的措施。他们应该承认党派遣军队进入广场，并责令其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是错误的。要解决大屠杀死者亲人们的痛苦，要承认示威者并不是“暴徒”或“反革命”，而是要求政府更好更诚实的爱国者。简单地说，蒋要求他们结束谎言。他认为，只有在党纠正错误之后，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这才是真正的稳定之源。
蒋给朋友们看信的草稿并进行最后的修改时，已是2004年2月下旬。距离他揭露隐瞒萨斯疫情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全国人大又在准备召开。再过几个月就是天安门大屠杀15周年了。从蒋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机非常好。"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他写道。"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蒋把信复印了80份，并列出了全国高级官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全国人大的领导人。他把大部分信都通过当地邮局以快递邮件发出。剩下的他请几位有关系的朋友亲手递交。最后，他给了他医院里的上级几份副印件，要求他们通过官方渠道上报。然后，他回家等待反应。
医院的院长朱士俊和政委郭旭恒在两天后来到了蒋家。他们是有着长期军旅生涯，对党忠诚的官员。天安门事件后，他们依靠听从党的命令赢得晋升。朱是个自大的人，当时六十出头，眼睛很细，嘴唇苍白。他首先开口。所有公民都有权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写信，他告诉蒋。但党在"六四事件"上的立场早已确定，作为一个党员，他必须与这一立场"保持一致"。"我希望你能提高你的认识，"他说，"认识到你的行为是不对的。"郭则更不客气。"你这样做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宣布。蒋与这两人争辩一阵，当他们警告他不要把他的信交给媒体时，他答应不会那样做。他提醒他们，他通过适当的途径散发了他的信。并表示，他既不会接触记者，也不会把信在互联网上公开。这是一个容易作出的承诺。蒋的信发给了如此多的人，他知道别人把内容透露出去，只会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四天之后，果然发生了……
来源:译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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