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没有别的文艺节目，只能听样板戏。京剧本来就不是人人都爱听，八个样板戏轮流听了一遍又一遍，国人也都腻烦了。创作样板戏是政治革命，看听样板戏是政治任务。只有反复学习反复听。各地基层的业余剧团也组织起来学演样板戏，部队师团一级都组织了宣传队，一水儿演京剧样板戏。一天到晚样板戏，公众的厌烦情绪当然要表达。不能公开反对，渐渐地，全国上下编派了不少关于样板戏的笑话。
我记得有几个段子传说较多。
一家剧团演出《红灯记》，演李玉和的演员太高，演李铁梅的太低，李玉和出门，铁梅要给爹戴上围巾，不料李玉和低头弯腰，铁梅抡起围巾怎么也够不着，戴不上。李玉和只好临场发挥，接过围巾说：“还是自己来吧。毛主席说要自力更生嘛！”台下大笑。
外出坐台一般三天，剧团不能只演一场，几个样板戏轮换上演，演员连着轮换角色，难免出错。《沙家浜》演胡传魁的在《红灯记》里演鸠山，“智斗”一场，要问阿庆嫂：“我问你这新—四—军？”演员串到《红灯记》里去了，胡传魁逼问：“我问你这密—电—码！”传出来又是一个笑话。
演样板戏是政治任务，演出叫做“学习革命样板戏，演好革命样板戏”。演员都很紧张，生怕出错。越怕出错越出错。《红灯记》里对李玉和用刑以后，日本宪兵要出台回报鸠山：“报告队长，李玉和宁死不招！”演员一紧张出了错：“报告队长李玉和他招了！”一下子满堂惊愕。多亏了鸠山转圜，“像李玉和这样的共产党怎么能招了？你搞错了吧？再问！”救场是救了场，哄堂大笑，这可是政治错误。
《智取威虎山》的笑话最多，大概因为排演的多。杨子荣打进匪窟，座山雕要考一考他的本事。在威虎厅一抡手枪，打灭一盏吊挂的灯。下面该是杨子荣要过枪，一枪打灭两盏灯，众匪徒接着大叫“一枪打两，一枪打两！”后台有管效果的，拉这个闸灭一盏，拉那个闸灭两盏。太紧张了偏偏出了事，“啪”地枪一响，他一把拉了总闸，全场漆黑。座山雕连忙救场：“胡彪好枪法呀，保险丝都打断了！”整个大厅笑爆了。
我得声明，以上这些笑话，有些是演出中间的真事儿，大多数都是编的，算是那时的编创。故事在编创过程中越编越圆满，越变越精致，越传越热闹，在文革期间严酷的政治生活里，这些笑话可谓调味剂，当年那一代人都记得。
有些笑话生命力旺盛，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座山雕问杨子荣：“听说许旅长有两件珍宝？”杨子荣答：“好马快刀！”“马是什么马？刀是什么刀？”本来回答“卷毛青鬃马，日本指挥刀！”现在人们常常接答：“吹牛拍马，两面三刀！”这当然是对现实人际关系的不满。
我们现在说这些笑话，仿佛很轻松。文革中间出笑话，那可是政治问题，轻则批评处分，重则撤职开除。人们整天战战兢兢，生怕出一点错误。因为演样板戏出错受了处分的不乏其人。1974年在首都剧场看《平原作战》，演小英的李维康在幕后一句“青纱帐举红缨一望无际”跑了调，全场大笑。陪我们看戏的首长忧心忡忡，担心受处分，一场戏看得没有情绪，至今记忆犹新。
文革的政治高压，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特别荒唐治民手段。本来一个戏，大家不满就不满，不演就不演。可是那十年，没人敢不演，没人敢提意见。不满情绪不能严肃表达，只能选择笑话这种形式，在戏谑中发泄内心的不满。文革中间几亿人万马齐喑，另一方面，这种笑话式的隐形创作也不可忽视。想想那十年，几乎每一个运动，都有相关的政治笑话流传。这实际上是对高压政治的一种曲折的反抗。鲁迅曾经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在那个年月，冷嘲热讽最能消解所谓积极意义。对付庄严的假面，撩拨一下，出他一个洋相，高头讲章政治课变成一道笑料，也是国民的批评智慧吧。
哲人说，笑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有能力。但显然人不能随便笑，为什么笑、笑什么和笑谁是非常不同的。文革时期思想戒严，公共话语，尤其是政治话语中没有笑话的位置，导致笑话私下讲传盛行，成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形式。这当然表现了那个时期社会的公共话语形态，应该受到历史学的重视研究。
近几年我们经常遇上恶搞。样板戏的笑话，也属于文革中的恶搞。面对威权，个体的无力无助往往可以从集体的戏谑中得到解脱。全民恶搞简直就是全民示威，戏谑的口气传达的是反抗的火星，极权政治应该从中感受到压力。诗可以怨。政治笑话无疑是民风民情的巧妙表达，却也是无奈的表达。哪一个时期政治笑话创作繁荣，那个时期国家肯定出了问题。全世界都知道，苏联和1960—1970年代的我们，是政治笑话传播最热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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