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面临宗教问题大考
坊间纷纷议论，说十八大因薄熙来事件及重庆系列问题而晚开。实际上，这是个想当然的判断，因为上次最重要的权力交接即十六大，也是定在了十一月八日。至于十五大选在九月、十七大选在十月，因为它们都是一代领导集体任内的事情，召开时间没有太大的政治含义。十八大若有时间上的特殊可言的话，那就...
坊间纷纷议论，说十八大因薄熙来事件及重庆系列问题而晚开。实际上，这是个想当然的判断，因为上次最重要的权力交接即十六大，也是定在了十一月八日。
至于十五大选在九月、十七大选在十月，因为它们都是一代领导集体任内的事情，召开时间没有太大的政治含义。十八大若有时间上的特殊可言的话，那就是它的会期有可能超过一周。
邓小平权宜之计的由来
邓小平复出后，十二大就开了十一天（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该次会议被称为中共七大以来的最成功会议，此亦为邓氏全面掌控最高权力的标志。三十年过去了，习近平是否能像邓小平那样开拓新的政治纪元，还无法断言，尽管关于习将政改的放风不断。
按着权力交接程序，胡锦涛要向十八大作报告，形如江泽民曾向十六大做报告。这样的报告虽然是交权者的工作总结，但是里面的重点问题仍是要接权者继续贯彻。江在向十六大做的报告中，曾两次提到稳定问题：一是回顾过去五年（一九九七年九月至二○○二年十一月）及其掌权的十三年时，称“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二是在政治建设方面和政治改革方面，继续坚持“维护社会稳定”的既定方针。江两次讲到的“稳定压倒一切”很快变成了“稳定高于一切”。
就中共党史来看，“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政治口号是邓小平的权宜之计。一九八九年初，中共内部派系冲突逐渐明朗化，邓借与刚就任的美国总统布什的来访，指出“williamhill官网
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邓的真实意图是向布什说明对他预期的政治“动乱”，将以铁血手腕对付。
江泽民名义上接手最高权力后，对“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不太感兴趣，因为这意味着掌控稳定程度判断的邓随时可以用此权宜来压制他。不过，在一九九四年酝酿处理陈希同之前，江借参加全国政协的一次茶话会之机，提了一下邓的原话。该次茶话会后，江去上海考察，虽然大讲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但并没有提邓的原话。当然，此次上海之行，江主要目的不是讲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而是调研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引起的经济过热，以便采取软着陆措施。
○八年后是“周永康新政”
北京一位退休十年的高级干部曾言：“稳定既然高于一切，负责维稳的政法体系肯定地高于党中央。同样，负责维稳的最高首长政法委书记当然地高于总书记。‘胡温新政’不能说没有，但说‘周永康新政’或者‘维稳新政’可能更确切一些。”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作如此判断：如果胡锦涛在十八大的报告上再讲“稳定压倒（高于）一切”，就说明习李不可能有改革的空间，习李政治也仅仅是“维稳新政”的延续而已。退一步说，就算胡在报告里不讲邓的原话也不重复江的十六大报告有关稳定的说法，而只是讲改革、发展、稳定的三者关系，也能说明习李没有实质政改的空间。
江把邓氏的权宜之计固定为政治铁律，死死地卡住了“胡温新政”的喉咙，尽管此高深谋略并非出自江而是曾庆红的手笔。其中，二○○八年的奥运会帮了江系的大忙，举国体制下的安保造就了维稳的“奥运模式”，从而也使“胡温新政”被迫让位给“维稳新政”。巨大的矛盾延续到习李接班之际，在操作层面就成了还要不要政法委的问题，或者说中央政法委书记是否还进常委的问题。
在技术层面上，不管习李如何摆布，都可以从胡的报告中看出些苗头──作为第二大看点，就是还提不提“维护社会稳定”项下的“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问题。可以说，胡温十年对此拿捏得相当到位，一方面在政治报告中完全回避（标志是二○○五年十月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公报），另一方面对维稳系继续的非规模性打击不闻不问。
第五代或与美全面对抗
胡温的缓冲策略也是一种维稳，即担心过份强硬的打击措施会引发社会抗争，进而是大规模群体事件。因此，尽管中央政法委书记实质上高于总书记，也没法找到反对的理由。但是，面临十八大的权力交接，维稳系的机会又来了。可以预判，包括打击基督教家庭教会（美国称此为“非登记教会”）在内的宗教镇压，肯定是胡报告形成前的党内高层激烈争论焦点之一。
如果胡的报告不涉及该方面的内容，则说明“胡温新政”在最后的关头压住了“维稳新政”。若相反，则说明习李绝无政治改革的可能性。由此，中共第五代必然整体上选择与美国全面对抗的外交战略，因为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其全球战略暨亚太新平衡里面，宗教自由是人权的最重要选项。
美国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丹尼斯‧麦克多诺（DenisMcDonough）在九月中旬发表关于宗教自由的长篇谈话，严厉指责williamhill官网
打击非登记教会与藏族佛教徒的行为，并称宗教自由问题将成为今后中美人权对话的主要项目。中共方面一反常态而没有对此作出强烈反驳，甚至所有官媒都没报道此消息。这也恰恰证明中共第五代将面临人权对话下的宗教自由的巨大压力。
“权为民所赋”或为新焦点
按既定程式，十八大结束的次日要召开十八届一中全会。会后，习近平将简单地讲一下该届中央委员会的总方针。其中，在宏观的政治时限上要讲胡提出的战略观念，比如“在本世纪头三分之一”或“本世纪上半叶”国家面貌将如何之类。但是，习也要很明确地讲自己的东西，或是大力扩展其“第四民”观念即在胡的“新三民主义”基础上，讲如何将“权为民所赋”的政治理念转化成现实政策。
中共十六大结束后，胡公布十六届一中全会的方针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试图最大限度地淡化江的“稳定压倒（高于）一切”，但最后没逃脱“胡温新政”被“维稳新政”取代的命运。习李又将如何逃脱不被“维稳新政”卡住的宿命呢？让我们看他在十八届一中全会后讲些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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