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初，北大老教授朱光潜先生脑血栓病发，家人为其找车送医。临上车时，朱光潜已经神志不清，迷糊中反复说着：“我不要上学习班！”可见当年“学习班”的骇人之处。
“学习班”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简称。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于是，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学习班”纷纷涌现，蔚然成风。
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学习班”最终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以“学习”之名行洗脑和囚禁之实，极尽迫害之能事。即使至今，遗毒犹存。“学习班”如何产生、变质和流行，不得不反思。
“学习班”的源起
“学习班”从1967年年底开始全国流行。1976年12月22日，传达毛泽东指示的《人民日报》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常被认为是“学习班”大规模兴起的标志。
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一年多，地方政府几乎完全瘫痪，造反群众派系林立，争权夺势，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武斗，流血冲突不断。办“学习班”的原意是要重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形式，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让新老干部和各派群众展开自我批评，消除派性，使他们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都能实现“大一统”。
《人民日报》社论称：“两派或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一起，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我国革命群众创造的具有伟大政治意义的新事物。”但事实上，得到毛泽东的大力支持的“学习班”并非真正完全是“群众创造”，它是造反派与最高领导人互动的结果。
1967年7月～9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对于“文革”这场有史以来最广泛的群众运动，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泽东积极评价眼前的乱象，但同时也认为造反群众不该内斗，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泽东说：“在无产阶级专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
毛泽东重点谈到干部问题，“干部问题，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而且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这也是"文革"公开资料中所到见的毛泽东最早关于“学习班”的倡导建议。
毛泽东在视察过程中的讲话迅速得到下层响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求全市立即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学习运动，“让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全上海开花结果”。
《人民日报》在10月12日的社论中对"上海掀起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群众运动"热情颂扬，并且号召"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此文引用林彪在国庆节的讲话："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解决造反群众内部的派系问题是"文革"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产生的现实原因，毛泽东的号召和最高指示促使办“学习班”成为时髦之举。但是追溯到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及其来源，似乎并没有追到源头。
早在延安时期，就有与“学习班”相似的强制统一思想的方法，"把人扣下开会学习，不转变立场不放人"。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提到一个实例，1942年10月召开的一次西北局高干会，毛泽东作开幕报告，为了让那些与毛主席不是一条心的人转变过来，会期竟长达88天，不转变就不散会。
开会学习总要把人限定在某个特定时空范围之内，参与者难免暂时丧失部分自由。这原本不足为虑，但是在缺乏对个人权利保护的情况下，拘禁关押和开会学习的界限被强权模糊化，“学习班”逐渐演变成迫害工具。只是在延安时期，“学习班”一词还未流行，"学习组"、"整风班"已经出现，实质并无差别。
是学习还是洗脑？
起初，“学习班”的性质较为单纯，"学习"的目的是吸收和领会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精神，以开会学习这种"软"方法解决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促进革命造反派以及红卫兵内部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因此，反对派性斗争一度成为主要基调，"革命"氛围也确实因此缓和了数月。但这种基调无法抗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调子，“学习班”的变质在所难免。
1967年年底，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全国迅速掀起创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高潮。根据新华社报道，截至当年12月底，首都北京已经在短短的时间内办起了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九千八百多个，参加学习的近五十万人。
学习班的内容主要是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老五篇"，以及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通过逐字逐句地反复学习、讨论、领会，用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统一认识。
北京印染厂的“学习班”曾被树为先进典型。他们将原本立场对立的"东方红"和"革联"两个造反派集中起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组织"忆苦思甜会"，向学员大讲特讲公和私的根本区别，灌输"私"字是万恶之源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继而，让大家认识到只有"亮出自己的'私'字来，狠狠地斗，才能彻底刨掉派性的根子"。鼓励学员主动找对立情绪最大的同志谈心，自我批评。在这种模式下，大家大下决心，大亮私心，大挖私根，大查危害。《人民日报》对此写道："过去的'冤家'，现在变成了'亲家'……'私'字换上了'公'字，派性换成了党性，'对立'转化为'团结'。"
但现实情形远远不如宣传的那么美好。在阶级斗争的纲领之下，自我批评无论如何也没有他人的批评来得有力。况且，当一项"观点学习"变得狂热，而且越来越具有强制性，实则已与洗脑无异。
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人民日报》曾报道北京的情形："全市各单位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老三篇'放在第一位，反复学，反复用。毛主席的书不离手，毛主席的话不离口，毛主席的思想铭记在脑子里，落实在行动上，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做，理解的照办，暂时不理解的也照办。"
"学习"无所谓理解，各取所需的歪曲也就习以为常。在这种情势下，自然科学也难逃厄运，"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就是这样的闹剧。
1968年3月，中科院革委会成立"'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毛泽东和林彪的话被大量引用来论证爱因斯坦的"错误"，这场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更为离谱的是，《人民日报》于1971年8月10日发表一篇名为《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的社论，试图让人们相信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作用。文章称："许多精神病人得病的原因，是在头脑中公与私的激烈斗争中，陷在'私'字的圈子里，一时想不开，造成大脑部分功能紊乱……精神的东西主要靠精神力量来战胜，治好精神病主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于是，“学习班”就办到了医院。
阶级斗争无所不在
原本以缓和冲突为目的的“学习班”虽然给争权夺势的造反派提供了一个和平对话的空间，但靠"自我批评"、"揭露自己的私心"根本无法解决矛盾。这不仅是因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虚假性，更重要的原因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宣扬的就是斗争的哲学，在这面大旗下，红卫兵和造反派需要不断寻找和制造敌人来斗争，否则他们自身的"革命性"就无法显现。
声势浩大的北京高校学习班预示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注定失败和变质的命运。
1968年2月，北京市革委会开办的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首都36所高校1400多人参加。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以及各校造反派头头儿，都是学习班的学员。
“学习班”开办之初，受社会整体舆论导向的影响，一些原本对立情绪不甚严重的学校的造反派组织达成大联合协议。但对于大多数的院校，收效甚微。学员普遍认为对方红卫兵组织中有"黑手"，所以要抓住和斩断"黑手"，搞垮对方，证明自己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学习班内明争暗斗，还多次出现暴力冲突事件，直至中央领导亲自接见才勉强稳住阵脚。
北京大学造反派头子聂元梓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她在3月4日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提出在北京出现了一种不准讲阶级斗争，不准讲路线斗争的"怪现象"，社会上出现了右倾苗头。聂元梓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批示"对派性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如此一来，"阶级斗争"又压过"反派性"，斗争很快恢复和激化。
“学习班”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被推广到各个方面，五花八门。有针对小偷的"小偷小摸学习班"，有针对被打倒的高干子弟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薄熙来就曾参加），就连小学里都有改造儿童的学习班。
与此同时，学习班被延续到"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历次政治运动之中。任何人都可能被送进“学习班”，遭受批斗、侮辱、刑讯逼供，“学习班”成为遍布全国的牢笼，导致数不清的悲剧。
1966年，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以"内蒙古最大走资派"的罪名被打倒。此后，"深挖"乌兰夫死党和余党的运动在全自治区展开。1969年底到1971年6月，被军管的内蒙古自治区和盟市机关干部七千多人集中到唐山市的部队营房，进行了长达17个月的学习。在唐山学习班，学员被剥夺人身自由，"不准离开营房、不准与外界联络、不准会客"。每天读社论，念文件，学习"最高指示"，批判乌兰夫的"反党叛国"罪行，揭批他人甚至痛骂自己。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每隔几天就有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有勒颈的、有割腕的、有钻下水道的，"还有人乘夜黑人静时，爬上锅炉房的大烟囱，倒钻进去跳下"，好让自己的尸体不被发现。
“学习班”对人伦的摧残更显示那个时代的野蛮和无情。
1970年8月20日，张志新因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惨遭杀害。尸骨未寒，沈阳法院给张志新的家人办了个"死囚家属学习班"，让女儿曾林林及儿子曾彤彤与"罪犯"母亲划清界限。这次学习班的"笔录"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被找到，摘录如下：
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这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林林也未满1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