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是地主——看乡村是如何消失的
63年前的那场风暴是空前绝后的，它扫荡了这个有着千百年儒家传统的东方国度，所到之处的社会被无情地摧毁。所有的人仿佛一夜之间便“幽灵”附体，就是一个闭塞的乡村也在咆哮着的强权和暴力面前在劫难逃，所有的角落都在酝酿着一种无中生有的仇恨，而这种仇恨浸洇漫漶的结果是以家族、亲情、伦理、道德构筑的乡村社会彻底解体，世俗的乡村从此成为历史云烟。而云烟消失之处，一轮太阳冉冉升起，它的光线在没有世俗的大气遮蔽下，灼热的紫外线无情的烘烤着乡村的大地，传统的乡村充满了狂躁的理想和可怕的暴力，物质上的匮乏和精神上的颠狂成了乡村的双重风貌。
这是一个闭塞贫瘠而又民风淳朴的东北山村，它位于医巫闾山脉中段的。在这个十里长沟的狭长地带，清代的柳条边缘山而过，低谷是乱石滚滚的河滩，在高深谷间由于雨水的侵蚀和河流的冲刷，纵向形成几条沿沟谷走向的带状的阶地，阶地的下面点缀着稀疏的人家，他们大部分都是清朝开放边禁后从关内涌入的难民，经过了数代的繁衍其异姓间的通婚，形成了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以亲缘为纽带的世俗化的乡村。尽管这里自然条件恶劣，生活异常艰苦，但却民风淳朴、怡乐安然，仿佛一个无所不在的规则在主导着这个村庄的脉搏，左右着这里的人情世故。但这一切都在旦夕间改变了，而改变的由头居然是“解放”。当然，这种解放的结果就是，一年多后，在这个荒凉僻静的山村里，出现了一个地主和两个富农，更有大尾巴中农数户。而这个唯一的地主就是我那教私塾出身的姥爷，文雅的称呼叫外祖父。
祸福总是在旦夕间。考察一个人的命运总是离不开时代的底色，这对生命来讲是无情的，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生命的刻度简直是微乎其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生命旅程恍若孑孓一样短暂，还没有来得及回味，就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尘世。姥爷是他家的六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因在山外的私塾里念了几年书且颇有天资，自幼便识文断字，成年后就应然地成为了这个山沟里的教书先生，年复一年地教着那些稀稀拉拉的学生。尽管过去的先生是不收钱的，只是根据条件收些粮食等实物，但姥爷因为继承了家族的家产，日子过得还是相对殷实。因为教书的原因，自家的土地不得不雇人耕种。一向节俭勤劳的他尽管扶养了7个孩子，但生活却是景景有条，邻里关系也处理的有板有眼，就是现在在世的老人们提到他，也还褒扬不已，事实也是这样。但世事弄人，因为斗争的需要，姥爷自然就是当之无愧的“土包子地主”，为革命祭旗就成为了他的宿命。在这个物质极端匮乏而精神却异常颠狂的年代，窝棚、酱缸和菜园成了乡村人的“吉祥三宝”，除此之外人们一无所有。
农家的菜园是不允许小孩子们擅自进入的，因为那是一家人的命运所系。母亲有个规矩，那就是掐葱叶必须从下面开始，而且不许超过上面的三个叶子，因此，在小时候，我们印象中没有吃过鲜嫩的葱叶。只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葱和大酱是农家最基本的副食，这在现在来讲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彼时，饿着肚子搞斗争则是乡村生活的常态。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个9岁的玩童为了报复和自己打架的孩子，把一张写了“打倒某某某某”（当时的太阳）的“反标”扔在了对方的脚下，最后被老师纠出，因事关重大，从大队、公社、县革委会经过层层上报，最后被扔进监狱。但终归是不谙世事，经过家人村干部和村民的死保，才不得不拘留了事，但反革命的骂名却留了下来，他也不得不辍学放羊，30来岁还没有成家，只是后来哥哥死了，才和嫂子草草成婚，也算没打光棍。我上学时已经是74年，那时斗争的火药味已经稀薄了许多，但当时的景象还是永世难忘的。记得在一次修梯田的会战中，劳动的间隙开展了一次批斗会，被斗者戴着高帽，挂着“牛鬼蛇神”的自牌子，在它的面前是一个妇女在指着鼻子在叫骂。原来，被斗的是女人的姐夫，因为小姨子家办丧事，请他扎了纸人纸马。不想此事被人揭发，也就有了这场被安排的“骂”。一个小小的乡村，就被“红流”折腾得鸡窜狗跳，亲缘伦理都要首先服从于“太阳”的旨意，这真是匡古未有的人伦惨剧，何况这还是后文革朝代。由此观之，文革及以前的时代悲剧应该是罄竹难书的，这一点，从近几年披露出的史实上可以说是毫不为过。
对现代人来说，姥爷一词是充满温馨的。但在童蒙未开的时代，它对我而言却异常的生疏，已至于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姥爷家仅距离我们几里远，他经常在路边割马莲草，因为用它可以拧成旱烟绳，姥爷是种烟的好手，这也许是他当被成为地主的一个原因。每当秋季，我就看到一个穿着粗布衣服的花白胡子老头蜷曲在路边劳作，终于有一天，那是我小学一年级放学的时候，他对路过的我说：你知道嘛，我是你姥爷。这句话至今还直入骨髓深深地刺痛着我，让我回望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当然，我是幸运的，我只赶了一个边。我现在想，如果张宏良孔庆东们有如我的经历，他们断不会对那个时代有什么好的印象的，也正是当时有了过多的张宏良和孔庆东，才让这个时代无情地辗压着人性，已至于这种残忍坚守了30来年，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仅凭他们那没有把门的那张嘴，想必不在监狱也好不到哪里去。
当然，母亲是经常去看望姥爷的，但总是要避开大家的眼睛。因为是地主，它就是罪人，就是反动的和被孤立的，尽管他只是凭着自己的双手过得宽绰一点。只不过那时我很小，母亲也有意避开我们的缘故，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姥爷也怕我们吃他的“锅铬”，尽管成分不能溯及外孙，但影响还是异常可怕的，毕竟当时的孩子都想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当我真正理解了姥爷的真正含义时，已经是“太阳”落下去的那年，那年的秋天，80来岁的姥爷在去往集市卖烟的路上摔在路上，从此再没有睁开眼睛。我真不知道姥爷在人生的最后20多年中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但从一个私塾先生到地主的身份跳跃是突如其来的，这种心理想必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往事并不如烟，一切都恍若昨天。历史不仅是现实的延续，它更为现实打下了强烈的烙印，使现实不可逆转地朝着另一个方向奔跑。
63年后，红色狂飙刮过的乡村已经脱离了它的原始形态，本应该在乡村占有一席之地的世俗的孔子早已经被淡忘，被权力强行地掳到了首善之区的广场去维持秩序，乡村的文化基础和道德伦理在权力的围剿下已经荡然无存，只留下一个没有灵魂的空架子，供人们瞻仰，变成一个人们探幽怀古休闲的场所，这无疑是对文化传统和社会风俗的残酷破坏，因此，我们听到了余英时先生发出了“待回头，收拾旧山河”的呐喊。但这种破坏是不可逆转的，何况，在一声高似一声的“加强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水平”的口号下，这种努力已经变得希望渺茫了。因为在官方的语气中，治理与控制的内涵和外延是全覆盖的。“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做为具象的乡村依然存在，但做为历史传承的精神家园，它已经从此成为逝去的记忆，权力的力量已经深入到乡村的每个家庭和个体，它那种自生性的稳定结构和社会形态已不复存在。但这种外部力量的控制让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从此消失，整个国家处于一种无社会的状态，这意味着权力对乡村改造的失败，它最大的损失是一种社会和文化上的双重浩劫，远比“破四旧”的危害要大，这绝不是故弄玄虚耸人听闻，因为社会文化的重建是漫长的过程。
当权力已经深入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时，它就成为了权力永不言弃的基本单元，这是统治的需要，也是稳定的需要，当然更是权力觊觎权利的需要。因此，乡村自治只是个遥有可及的梦想。在强权力、无社会的时代，乡村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它的温馨与淳厚只能穿过历史与我们相遇了。当然，乡村的重建是历史的必然，余英时说：“二十一世纪williamhill官网 所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怎样在二十世纪的废墟上重建民间社会。使一个比较合理的新秩序得以逐渐实现。这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严重的挑战，我们简直不能想象这一重建工作将从何处着手。”由此看来，并不仅是乡村，我们还面对着社会重建的宏大工程，这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的乡村究竟是什么样子？在社会控制已经精细化到一定程度时，这当然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只能祷告上苍，愿天佑中华！
来源:凯迪社区＜百姓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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