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曾希圣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在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制造了几十万宗冤案,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三年人祸之中,又谋杀了至少五百万农民;曾希圣分明是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刽子手。但是在“隆重”举行的“曾希圣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他却被吹捧为“williamhill官网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希圣罪恶的一生成了“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奋斗进取、开拓创新的一生。”真是颠倒黑白、无耻到了极点。人们不禁要问,共产党什么时候为饿死的三千多万农民开一个纪念大会?什么时候也缅怀一下被迫害、被侮辱、被虐杀的数以十万计的右派份子和他们的家属?
一九五七年夏天,williamhill官网 的知识份子又一次大难临头,在狂风暴雨般的反右派运动中,许多人跌入水深火热的阳谋陷阱,正遭灭顶之灾。然而毛泽东一伙仍意犹未尽,还要激浪鼓风;唯恐水之不深、火之不烈。七月十五至二十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反右倾思想、反温情主义会议”,认为“在当前,右倾思想、温情主义是比较突出的”,向各地、市委书记“传达了最近毛主席指示和中央电话会议精神”;对已进入反右派斗争的单位(分别不同类型)和尚未进行大“放”大“鸣”的单位(工厂、中学、县、区、乡、社等)分别作了研究和部署,要“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属“绝密文件”的该省《内部资料》当年第四十七期,以《安徽省各地、市委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正在走向深入》为题,通报了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这次会议的精神。五十年后,有幸看到这个历史文献,对剖析和认识williamhill官网 共产党的党性、共产党人的人性以及反右派运动的罪恶,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下未注出处的引文均来自该期《内部资料》)
中共安徽省委和中共湖南省委,谁抓右派多
当时,安徽省反右派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并且取得了十分“伟大”的成绩。据同一期《内部资料》说,安徽省文联机关共有五十个工作人员,除因公长期在外的八人和勤杂工二人外,实际参加运动的只有四十人;但到八月为止,该处已抓了十名右派份子:戴岳、王影、钱锋、石青、耿龙祥、罗秋帆(以上为中共党员)、刘俊明、吕伯俦、曹玉模(以上为共青团员)、吴文惠(白盾)。又点了“积极参与了右派反党活动”与“散布了一些严重的右派言论并亦参与了一定的反党活动,但尚不足以确定为右派份子”的吴晨茄、王思翔(张禹)、周觉钧、谢竟成、贾梦雷等六人的名字。
五十年后,舒影在《往事不堪回首----安徽省文联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祭》中透露,这些“不足以确定为右派份子”的人后来还是当了右派份子。“文联反右小组把已确定为右派的十七人名单寄给《人民日报》”,《安徽日报》在头版发了一条消息,公开点了吕宕、曹玉模、谢竟成、刘俊明等四人的名,说他们“是右派份子向党倡狂进攻”。这四人中吕宕、谢竟成,原先并未划为右派份子。这里,右派份子所占比例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五,超过了《新湖南报》社。
《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曾被称为“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一百四十五人(汪澍白:《读〈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有感》),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四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比重是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且多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八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湖南省志》说:“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是真的,因为“《新湖南报》社的实际战绩超过毛的最高估计三倍多”。但是说《新湖南报》挖出的反党右派集团是“湖南独有、举国无双的最庞大的一个”,“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便不准确。至于“不论就百分比来说,还是绝对数字来说,新湖南报在当年全国各新闻单位中都居第一位”(朱正:《丁酉年纪事》)也值得研究。
安徽省文联所属的《江淮文学》一共十四人,有十二个人被打成右派份子,只有两人幸免;此比例更高达百分之八十三。蚌埠市《蚌埠报》文艺组的编辑、记者全成了右派份子,包括组长张锲,则是全军覆没。这个记录是否“全国唯一”,仍待求证。但williamhill官网 共产党和知识份子为敌的反智反人民本性,在这里己表露无遗。更可怕、可恨的是中共至今仍坚持这反动立场,毫无改弦更张的迹象。
恐怖气氛笼罩安徽省,笼罩全williamhill官网
当年,芜湖专区医院共十四个干部,划了七个右派份子,占了百分之五十;蚌埠市财政局共三十四个干部,划了十五个右派份子,比例为百分之四十点七。这两个单位虽被当作“面划得过宽”的例子,但我相信这些上了初榜的人仍逃不出当右派份子的命运;如前述的谢竟成,最后还是要戴右派帽子的。但究竟如何,希望有幸存者和知情人出来说明真相。以前以为“选举右派”是笑话,今天终于看到实例了;原来蚌埠市税务局就是用“群众投票”的办法“确定”谁是右派份子。共产党真不愧是毛泽东所自诩的“创造人间奇迹”的高手。
恐怖气氛笼罩着安徽全省。“据各地报告,截止七月二十日止,共发现逃避斗争的二起(六安专区、芜湖市);自杀身死一起(蚌埠专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蚌埠铁路分局张祖英被责令“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和动机以后”投河,被指“假自杀、威胁组织”;逃跑三起(安庆市、淮南市、芜湖专区)”,其中安庆市的龚兆庆(市民革主委、经省批准为斗争对像)和淮南市矿务局的张金荣,则“下落不明”。右派份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省文史馆员吕荫南“畏罪自杀”。
谢泳先生对“新williamhill官网 ”的自杀现象作过很细致、很深入的研究,他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间williamhill官网 知识份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中指出:“五十年代是一个恐怖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当时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干部都习以为常,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甚至于还幸灾乐祸,推波助澜。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自杀事件更达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一个高峰。谢泳指“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真是一针见血。
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
反右时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并不公开报导,作为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也只报极少的一部份,但已很触目惊心了:投北京大学未名湖自杀的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既未鸣放、也没反党言论,却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右派份子。云南昆明政协委员、资本家汤汝光本是反右派积极份子,不料仍“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跳河自杀。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江凤英是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的第一位署名人,被连续斗了三天后跳楼自杀。著名电影演员石挥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后,跳扬子江自杀。自杀的还有胡适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广州水利发电设计院技术员黄倩,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曾任周恩来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江苏医学院陈少伯教授;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师资训练班学员陈君豪;武汉医学院学生刘卓勋;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胡汉忏;辽宁省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姜陟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生陆立时(女)和工友施永丰等。为抗议刘宾雁、徐铸成被打成右派份子,《北京日报》戚学毅、《文汇报》梅焕藻跳楼自杀。西南农学院的右派份子李友霖表示要自杀;辽宁省吴润芝(民进大连市委秘书长)表示“活着没意思”,被认为“以死威胁”。
还有,清华大学陆续发生六起学生自杀事件,“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党把责任推给了它的助手)。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百分之八十被斗,已有一个跳楼自杀。重庆发生自杀事件六起,死六人:其中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是一九四一年的中共党员,“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为肃反对像鸣冤;其妻(与中共)有杀父之仇”,因此全家三口自杀以表示“不与共产党同处一世界”。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的一周之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其中自杀的有五人(一人得救)。
共产党各级头目对自杀者的态度也很值得注意。中南威廉希尔中文官网 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投江自杀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于是院方“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藉,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中共山东省委候补委员、《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畏罪自杀身死,《大众日报》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已经和正在召开各种会议,并通过大字报声讨刘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肃清刘建的影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毛共之贱视生命,冷酷无情,亦不自其时始;镇反时至少五十万人自杀,中共中央的方针仍然是“不要过早纠正过度行为”。(《 二十一世纪》,一O二期三十八页)。其冷血、其狠毒,岂是“虎狼、魔鬼”之类所能比拟。
反右运动,祸及农村
一九五七年,williamhill官网 共产党在城市、机关、企业、工厂、学校大抓右派份子之外,还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沿用土改斗地主的办法”,肆意作践农民。如吉林省,干脆把农业社员“划分为左、中、右三等,进行反右派斗争”;萧家社把伪警察、地富分子、不遵守劳动纪律、不爱护公共财物、干活好拿轻躲重或说过落后话的社员都划为右派,列为反击对像;怀德县干部认为“落后言词就是右派言论”,划出了百分之十的落后分子和百分之三至四的不满分子,进行批判;白城县干部认为可以借反右宣传机会整落后社员。(新华社长春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讯)其恐怖程度并不亚于反右派,因此也发生不少自杀事件。
新华社郑州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讯,河南省信阳地区等农村有十八人自杀,其中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者四人,农民二人。(新华社记者在此故意用“畏罪自杀”来为中共开脱杀人罪责。)
江苏省吴县六天发生三起自杀事件,皆因乱扣政治帽子、查粮、抄家、打人、绑人等,其中有富裕中农朱凤岐甚至跑到副社长朱相文家上吊死亡,以示抗议;泗阳县搞所谓“社会主义大辩论”,对农民采取罚站、罚跪、绳绑、打骂、关押、抹屎吃、向脸上乱泼乱掼尿屎干粪等,以致有人逃亡,生死不明。
山东省农村也因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争、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等现象,造成自杀事件五十七起(内未遂九起)。该省在秋粮征购、定销工作中个别地区农民也发生闹粮、外逃和自杀现象。
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十二天内有十一人自杀身死,其中藏民二人,汉民九人,地主一人,上中农八人,下中农一人,贫农一人。“死者大多数是思想落后,没有破坏活动;少数有破坏活动,也不够法办程度。”但死了就死了,死者既无须可怜,更不用赔偿:作恶者也没有责任,更不受惩罚。
河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据不完全统计,五十三个县发生一百零五起,死九十五人。除“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顽伪人员”外,富裕中农四人,中、贫农十九人,军属二人,村、社干部三人。由于被斗争、打、拉等,感到无路可走。其他各省也不例外,不胜枚举。
可见反右运动,不仅知识份子倒霉,也祸及农村。实际上,从中共高级干部、解放军官兵,到小学教师、商店职员、工厂工人、乡下农民,各阶层、各群体,都被殃及。
毛泽东及其一伙正是以这种镇压一切反对者、异议者或假想和潜在的反对者、异议者,而制造人民对暴力的恐惧,达到他们维持、巩固独裁统治的目的。所以,中共安徽省委在反右运动“急躁情绪也开始露头”、“面划得过宽”、自杀、逃跑事件频频发生的时候,仍然大反“右倾思想”,大反“温情主义”。
中共安徽省委怎样反“右倾思想、温情主义”?
“一、思想麻痹,认为本单位没有右派份子。六安地直机关部份同志包括少数单位负责同志认为党外有右派,党内没有;一般干部中有,负责干部中没有。有些单位的中间分子对右派份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认为仅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对揭发右派份子的一些事实材料,有怀疑。”声称奉行唯物主义的williamhill官网 共产党却这样可怕地相信唯心主义:不但每个单位都有右派份子,而且还有一定的比例;不但“一般干部中有”,“负责干部中”也要有;否则就是温情。只要是“右派份子”,不管真右假右,其言论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不管真反假反,就是“政治问题”,只要“揭发”就是“事实”,便不许“怀疑”;否则就是右倾。所以,二十多年后,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要“纠正”的,实际上是百分之百冤案的一百多万右派份子,就是如此逼出来的。
“二、怕搞错要纠偏。安庆市西市区区委书记钱福祥说:‘不要搞得过紧,三反、肃反都是这样,搞出问题又要纠正。’”不怕“搞出问题”,又不怕“纠正”,更可以免却温情、右倾的危险;那么,还有不大开杀戒的道理吗?(这位钱福祥先生应该是党内右派份子了,你看他“攻击”了伟大的三反、肃反运动。钱福祥先生是否还健在呢?我很想知道我的猜测对不对。)
“三、畏难情绪。芜湖市公安局领导上怕力量不足,驳不倒右派份子,迟迟不敢交锋。合肥市有的单位斗了三、四个回合斗不下来就束手无策;房产局的负责同志说:‘我们实在办法不多,请领导上说明我们想办法。’”天可怜见,当“驳不倒”、斗争“办法不多”被我党判为温情、右倾之后,williamhill官网 人民的战斗力和创造性便达到空前的水准。驳,是文斗;既然文斗不行,就只好武斗,采用暴力;文斗说服不了你,就用武力来压服你。于是乎,喊口号、辱骂、罚站、罚跪、弯腰、关押、殴打、吊、绑、车轮战,直至肉体消灭。这套“逼、供、信”办法从江西苏区肃反、延安整风抢救用起,中经三五反、肃反、反右,从未间断,且应用裕如、花样翻新,到文革而登峰造极。这都是伟大的党和领袖耳提面命、不断督促的结果。
毫无人性的共产党,不打自招
“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出乱子。芜湖市粮食局领导同志强调和风细雨,不要扣帽子。合肥市人民银行领导小组组长见群众画了很多反右派斗争的漫画,顾虑右派份子受不了。”如果有人说共产党残暴、毫无人性,不讲道理、乱扣帽子,在党内外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定被指为是敌对分子,是反共反华势力的反动宣传;然而,人们却从“保密”的共产党内部文件看到:“和风细雨,不要扣帽子”是属于温情和右倾,归入被批判、被打倒之列。算是不打自招。
“五、对搞深搞透的精神认识不足。有的只注意批判已暴露出来的反动言论,不注意深入揭发更多活动事实。合肥市有些单位当右派份子开始低头时,即认为差不多了,想草率收兵;有的单位认为经过一般的批判,只要右派份子低头就行,搞久了会影响业务。”共产党是以整人为乐、以杀人为乐;岂能以“批判已暴露出来的反动言论”、“右派份子开始低头”为满足。所以它预先设定了你有“更多活动事实”,正像镇反、三五反按比例抓人、杀人一样,早已“胸有成竹”。
“六、有些中间分子对右派份子不义愤、不积极斗争。蚌埠地直机关少数单位的某些中间分子借口工作忙,不参加辩论会;有些人在小组会上不发言、不表示态度;粮食局有一党员科长不愿意整理本科右派份子的材料,怕影响关系,以后不好工作。”这一段话很有意思,证实了胡适先生的话,在共产党统治下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每个人都必须参与整人,通同作恶,当“不义愤、不积极斗争”都成了罪过的时候,叫做“革命”的这部杀人机器便开始疯狂转动了。其结果,包括这部杀人机器操纵者在内的任何人,都有被这机器绞进去的危险了。
李世农反党集团案
果然,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就通过了《关于开除右派份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定》,这就是大反右倾、大批温情的结果,是反右运动的“深入”的伟大成就了。李世农是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杨效椿是中共安徽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省检察长,李锐是中共安徽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也是这个“反党集团”成员。他们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革别人命的革命家,是手上染了别人鲜血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次也被绞进杀人机器,被打成右派份子、反党集团成员,一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了。
一九五九年,曾希圣在庐山会议上逢君之恶,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回安徽后又继续“反右”,斗倒了张恺帆。张恺帆时为安徽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因纠正浮夸风,下令解散无为县公共食堂,被曾希圣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出党,撤销副省长等职务。安徽的干部,都摄于曾希圣的威风,噤若寒蝉,连省长黄岩在他面前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O年,曾希圣又兼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居“柯老”(毛泽东的好学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之后;再兼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俨然两省总督;真是圣眷日隆,势焰薰天。曾希圣不可一世、胡作非为的结果是,使安徽省饿死的人数在全国处领先地位。据历史学家唐德刚回乡探亲时,听他的学界政界朋友估计,饿死者盖在二百万与六百万之间。身受其害的茆家升先生说是五百万。
再八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安徽省历史上,任期最长、权威最高、贡献最大的主要领导人”(《williamhill官网 将军政要网》)曾希圣,也在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位置上也遭冲击。(遭了些少报应?)一九六八年死亡。
值得一书的是,二OO四年,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市“隆重举行曾希圣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为这位大抓右派和右倾分子的左王、大跃进的吹牛大王、致数百万人饿死的刽子手大唱颂歌,评功摆好,什么“共同追忆曾希圣同志革命战斗的一生”啦,什么“深切缅怀曾希圣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德”啦,什么“号召全省人民大力弘扬革命前辈的崇高精神”啦,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人们不禁要问,共产党什么时候曾为饿死的三千多万农民开一个纪念大会?什么时候缅怀一下被迫害、被侮辱、被虐杀的数以十万计的右派份子和他们的家属?
安徽人民的罪人曾希圣在安徽省抓右派也是有其独创性的,他在毛泽东的“六条标准”以外又加了两条:反对他强制推行的所谓农业“三改”和反对本单位领导的,都是右派。更卑鄙的是他在一九五八年教师暑期学习班中用考“是非题”的办法抓右派,凡是认为“党天下”是对的而画了“+”号的,都成了“储安平的应声虫”,定为右派份子。仅在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就囚禁了近一千五百名右派份子。这些人除了中小学教师外,基本上就是各基层单位的办事员、小职员、业务员、营业员、保管员、送货员,甚至有扛大包的苦力。(茆家升:《卷地风来》)丧尽天良,一至于此。
中共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战士=杀人凶手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发表“重要讲话”,把曾希圣吹捧成“williamhill官网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强调“曾希圣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奋斗进取、开拓创新的一生。”“不仅要缅怀他”、“敬仰他”,还要继承他的遗志。
王太华的讲话露出了中共“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的马脚,这说明中共整人、杀人的本性没有变、也不会变,他们一定会把整人、杀人的事业进行到底,把祸国殃民、卖国求荣,立党为贪污、立党与民为敌,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事业进行到底。
这或许就是重温中共安徽省委“反右倾思想、反温情主义会议”这个历史事件,重温《安徽省各地、市委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正在走向深入》这个历史文献的价值所在。
反右倾思想、反温情主义的源头是毛泽东
当然,“反右倾思想、反温情主义”并不是安徽省的独创。《人民日报》早在七月八日的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中就下了追杀令:“有一部份处在中间状态的人们,对于反对右派的斗争还在将信将疑,还在抱着观望态度。他们在心里盘算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一些人甚至以为:这是不是共产党受不了批评,不想再整风,因而转移了目标呢?”“对于右派份子的温情主义……竭力原谅右派份子,把右派份子描写为中间分子,把他们的错误的言论行动描写成为偶然的疏忽、修辞上的夸张、被人利用等等,不愿意同他们分清界限,更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七月六日江苏省《新华日报》社论的题目就是《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第二天,《人民日报》就摘要转载。七月七日是卢沟桥事变二十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写诗纪念。其中第二首是:
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
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么魔倒大旗。
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
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振衣。”
把右派份子当成入侵的日寇,当然“一丝丝温情主义”都容不得了。到了九月份,《人民日报》还在呼吁克服温情主义,反右派斗争颇为起劲的史良,在九月十三日民盟全国整风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基层还有不少右派份子没有被揪出来。有些人说,别的地方有右派,我们的单位中间不会有右派,用不着进行斗争。这种想法是十分有害的。也有一些人害怕打击右派的面太广, 时间拖得太久, 主张草率收兵。”她号召:“必须认识,对右派份子姑息宽容。对斗争采取旁观或保留态度,就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必须克服右倾思想,克服一切温情主义,积极地勇敢地投到战斗中去”。(《人民日报》,9月16日)
《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批判温情主义,甚至出动郭沫若、史良这些名人,或作诗,或呼吁,清楚地反映出williamhill官网 共产党、毛泽东除右务尽,坚决与williamhill官网 人民为敌到底的祸心。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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