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惹不起”、“躲不开”的关系。“惹不起”是因为,如果政府没有制约,政府本身的权力就可以自我膨胀到无限大。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政府完全可以口含天宪、言出法随,随时把民企打入非法或违法地带。因为法律由政府解释,部门法由政府制定,解释权在政府手里,执法权在政府手里,司法权也可以由政府任意干涉。天罗地网,疏而不漏,即便你的行为没有违背相关法律条文,政府还可以判处你“非法”,非法无非是未经政府批准。我们搞企业,几乎没有一件事情不需要跑政府,几乎没有人能够自主自觉地去干成一件事情。名为搞市场经济,不过是计划下的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审批经济。
比如企业申报土地手续,三年两年办不下来,即使手续合格,仍然不予批办。再如全国的小产权房,60%以上都是非法的,不规范的,政府能不能给你办呢?能办,但是他们会有选择地办。这就在时间上空间上构成一个权利寻租的灰色地带,相当于给企业戴上“违法”或者“非法”的紧箍咒,可以随时处罚打击你。如果企业能够顺利办好合法手续,政府就无法管制,无从处罚了。
几千年来,我们都希望有清官,有强势的政府帮助百姓做事、指挥,好像离开政府,什么也干不了。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概念应该转变了,如果我们真的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百姓经济,就应该让市场来调节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机构也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设置。这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难点,也是着力点所在。
在三十年前改革之初,我们说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这些都改了,废止了大锅饭,也砸了铁饭碗,可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之上还有一个政治上的不平等问题,官和民的不平等,各级官员的不平等,也就是说锅与锅之间还是不平等的。政府把老百姓的大锅给砸了,把工人的铁饭碗也砸了,自己却端起了金饭碗。
改革三十年来,虽然政府对社会、对经济发展是有作为的,但这种作为的机制不是为企业服务,而是让腐败作为一种润滑剂推动着经济发展。如果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应该弱化政府、缩小政府,甚至政府就应该退出经济市场,让市场经济来主导社会的发展。里根总统说过,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很多地方不稳定的因素,恰恰都是政府一些刁官制造出来的,而不是刁民闹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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