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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药房，按传统的说法不称之药房，都称之为堂；如北京的同仁堂、长沙的九芝堂、宁波的寿仁堂、济南的宏剂堂、沈阳的天益堂、贵阳的同济堂、上海的童涵春堂等等。
那么，为什么把中药房说成“堂”呢？
其典故来自何处？
说的是“堂”，实际上是前堂后药房，是先前中医传统式的诊所和药房合二为一罢了。那很宽畅的前堂，可以说是客堂，是中医师看病和病人等着拿药的地方。堂前门厅的两傍常常可见那些醒目词句的对联：“虎守杏林春日暖，龙蟠橘井水泉香”、“杏林春暖，橘井泉香”、“董奉杏林，苏耽橘井”等等。而堂后也就是柜台的后面，都是那些层层叠叠放药的小方格大橱壁柜是药师“抓药”的地方。那么前堂看病的中医师称“坐堂”，实际上就是中医师的坐诊，按现代话来说就是门诊之意。
那么“坐堂”来自何处？“坐堂”之意，出自汉代名医张仲景。老子曾说过“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由于东汉末年，是战乱之年，百姓背井离乡，农业荒废，相继各地连续爆发瘟疫，洛阳、南阳，会稽等地区疫情尤为严重，形成“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悲惨景象。连张仲景的家也不例外，他在《伤寒论》自序里就写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于是面对家家都有灾难降临现实，张仲景伤心至极，“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乃”，于是就发愤研究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立志做个医生，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大约张仲景在五十岁，汉灵帝的时候，被推举为孝廉，曾经做过长沙太守。这时他已经是地位很高官员了，但他还是时刻不忘百姓的痛苦，想方设法地为他们治病。在封建时代官员是不随便进入平民百姓家的，为了能给百姓治张仲景想了一个好办法，于是他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这两天，把自己官府的衙门打开，并不处理政务，而让有病的群众进来给他们治病。
时间一长，这成了惯例，并影响和扩展到寺堂和庙宇。因古时道家学徒和佛家子弟大多都习医的，也利用初一和十五，行善积德地在寺堂和庙宇里给百姓看病。继而也影响到了集市，改变了以往医生游走不定的行医行为，如《清明上河图》中的“赵太丞家”就是此例。最后发展成药店铺和诊所相结合的状况，因古时的医生大都能自己采药和加工，因此也懂得药材，看病和卖药集一身的。况且有时根据病情时疫不同，药材还需要临时亲自炮制，同时也吁有自己的成方和秘方，因此行医和配药十分方便。
如今医药发展到了一定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行医和制药虽然进行了分开，但中医的行医方式，在不少地方仍然保持着以“坐堂” 传统方式。于是，百姓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所以医生也就成了“坐堂医生”。以“堂”作为中药店铺的名称就这样的保吁下了，相继以药店发展成药厂的也不改名了，一律称之为“堂”来纪念汉代名医和清官——张仲景。
据说后来张仲景见朝政不清，他也无力挽回，无奈地对身边的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也就不再留恋官位了，辞去官职，隐居少室山，专心总结自己的行医经验写医学著作了。
其实张仲景真正影响中医发展的、对中医起重要作用的，并不是那“坐堂”方式的行医行为，到是他的《伤寒论》著作，它提供了中医临床看病的思路和方式——辨症施治。因他毕竟是做过长沙太守的行政官员，所以他写出了的《伤寒杂病论》条理清晰，病因和病机的转轨分析明了，独创“六经分类”其论述层次分明，发汗、清里、和中等施治方案详尽得当，犹如法官办案一样有条不紊。所以是他奠定了中医理、法、方、药，及辨证施治原则的理论基础，为后世中医的发展创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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