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巴斯提安．哈夫纳是德国著名的记者，《一个德国人的故事》，纪录着他从1914到1933年的回忆。同时也揭露了许多人所不知的一战后德国现状，及希特勒因何崛起的内幕。书中详录一个人如何与国家机器战斗，纳粹如何兴起，甚至纳粹对德国人所灌注的豺狼毒素，是如何让德国人民去咬他的同类。
「那个国家运用恐怖的威胁，勒令该平民舍弃自己的男女朋友、抛开自己的想法来采纳官方的论点。并要求他以自己不习惯的方法来行礼、按照自己不喜欢的模式来吃喝、把闲暇时间用于令自己深恶痛绝的活动、献身于自己所抗拒的冒险行为，更进而逼迫他否定过去与自我。尤有甚者，他必须不断为上述事项公开表达狂热的兴奋与感谢之意。」--赛巴斯提安•哈夫纳
于是，因为拒绝接受这些，他遂展开他自称的以渺小的自我对庞大国家的「决斗」。而本书即是「决斗」的记录。他只有透过这个记录，始能让自己的良知不被泯灭；但也因此，他才可留给后人如此一部伟大的心灵著作，让我们得知一个时代的邪恶，其实是有生命的，它会在人们的松懈、冷漠与无知里快速长大，最后让每个人都无所遁逃。
哈夫纳还有一段对德国士兵的描绘，非常传神。“以往我只知道德国人善于贯彻军令，但不知他们的民族性有这么一个猥琐的角落 ：『德国士兵和军官在战场上都勇不可当，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纵使政府要求他们向自己的平民同胞开枪，他们几乎也永远会服从这样的命令。但如果要他们起而反抗当局，那么他们就会胆怯得像兔子一样，反抗的念头才刚刚冒出来，他们就会像着魔似地，眼前立刻浮现一个枪决行刑队的恐怖形象。』，也许我们都知道，也同意德国人之所以能横扫欧洲，就是因为他们骁勇善战。但他们对权威的畏惧，对既成法条的遵守，也是独裁者得以存在巩固的原因。他们对外人可以无限凶残，但对权威笃信不移。灭绝犹太人是执行最高领袖的命令，但却不能也不该怀疑领袖的动机。”
不单是德国底层士兵如此，这种向权威倾斜也可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得到印证，在《莱茵哲影》里，作者也提出不少德国最富原创，传世丰硕、影响力深厚的文人、哲学家也都有这种倾向。他们对政治权威的敬畏、顺从，和我们对当今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认识，极端相反。
我们不一定对德国各种文化科学领域有很深邃的认识，但不能否认德国威玛时期出现许多重要」和富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比如爱因斯坦、托马斯•曼（Thomas Mann）、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布莱希特、格罗皮奥斯（Walter Gropius）、格罗斯（George Grosz）、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林哈特（Max Reinhardt）、瓦特（Bruno Walter）等等。这些大师级人物都在世界各领域发出巨星光芒。然而许多人都有着相同疑问，文明深厚精湛的德国，为何会出现如纳粹此等充满毁灭性的残暴政权？!Peter Gay在讨论威玛共和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正好和哈夫纳亲身经历相互呼应，这里有两种德国的存在：『一个是渎武好战的德国，完全卑微臣服于权威，致力于侵犯他国，同时强烈拘泥于形式；另一个则是抒情诗般的，人文主义哲学的以及世界大同的德国。德国曾经尝试走俾斯麦和施利芬( Alfred von Schlieffen)的路线，现在则是走歌德和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t)的路线。』威玛共和走的是抒情诗般的歌德路线，文化璀璨的威玛，虽然创造力充沛，但两本回忆录笔下都透露出政治纷乱、懦弱，经济动荡、疲软之状，甚至暗杀频仍。这个温和的共和路线，显得脆弱无能，所以短命正可以预期。因为好战的德国：铁血当道、效率鲜明、口号激昂、行动迅速，比起软调、抒情的德国更孔武有力，且能解决屈辱的问题。只是他们没有预期，这个充满杀戮亢奋的政权会把他们带到灭亡之境。
根据哈夫那的说法，是因为德意志民族缺乏『塑造个人生活，追寻个人幸福的生活』的养成。海德格尔的学生洛维特也曾记载着和哈夫纳对德国的相同观察，洛维特认为德国文化太过阳刚，缺乏温坦的人性。他以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性做为比较，他认为在意大利的生活要比德国美好得多：『对意大利人来说，法西斯主义的选战口号「信仰、服从、战斗」 只是一个修辞的口令，笑一笑就不会放在心上了；对德国人来说，希特勒所说的 「我的意志就是你们的信仰」，则是一句意义深邃，必须以义务视之的命令，然后再通过博学的德文学者的帮助，把命令诠释为「追随」、「忠诚」、「准备牺牲」』。洛维特他甚至开玩笑的说『德国的美德很容易招致怨恨，意大利人的狡猾则甚至可以赢得欺骗者的心』。我们可以藉此理解，为何法西斯在意大利的灾害不会像德国那样具有毁灭性。
纳粹灾难已从上世纪烟消灰灭了，但这样的事大家还是会有着相同疑惑，灾难还会来吗？如果一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机器没有任何可以约制的力量存在，那么统治阶层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冷酷无情的极权统治；并利用一切精心策画的统治威权消灭个人主权和意志力，那么盗贼还是会回来的，并且以种种不同的形式或面貌展现出来。正如哈夫纳所描述的，德国的一战后政治模式，恰是以民主的伪装面貌来进行实际的独裁统治。早在希特勒之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为应付庞大战后赔偿所实行的高压统治，正给了希特勒专制威权作滥觞。
阿伦特曾在二战后写下《责任与判断》，探讨希特勒时期德国人的道德责任。然而究其根柢，一个社会人民如果对于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持抱着「置身事外」、「事不关己」甚至有「幸灾乐祸」的做法。那么统治阶层就能慢慢地藉由「洗脑催眠」、「团体生活」与「国族光荣」而被独裁专制威权一步步同化。尤其是哈夫纳在书中所提到的「被同志化的德国人」，至今读来仍然让人触目惊心。如果我们再看看东亚1949年变局后历史，我们不得不慨然，原来中西道德人性，竟是那么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