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06月24日讯】一、被诱入“阳谋”陷阱
1957年，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反右运动。由毛泽东主谋，反复动员全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美其名说要清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要求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在动员，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各级民主党派和广大干部、教师都本着一股爱国热情，苦口婆心帮助共产党整风，希望共产党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殊不知，毛泽东设下的却是一个阴谋。反右运动开始后，毛却恬不知耻地强词夺理，硬说他是事先警告过，说“毒草是要锄”的，因此这是“阳谋”而不是“阴谋”。 有一句老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毛泽东动员召开各级座谈会，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引蛇出洞”；待到进入圈套的人差不多了，于是突然进行反击，把右派 “一网打尽”。这样一放一收，就把williamhill官网 大陆几百万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毛泽东还装得很“宽大”的样子，表示右派分子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这么一大批不拿枪的敌人揪出来了，怎么办？关进监狱，送劳改场，是无法容纳的，于是中央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收容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行政处分。过去最高行政处分是开除公职，现在可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国务院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却还说这是一种安置就业的办法，是行政的最高处分。这些漂亮话是自己骗自己，实际上是因为树敌过多，牢房里关满了囚犯，对这些因思想犯罪、因言论犯罪的“罪犯”太多了，已经难以容纳了。改个名称叫“劳动教养”，不需要检察院立案，不需要公安局逮捕，更不要上法院，何等方便！这些都是没有判刑的囚犯，找一块荒凉无人烟的地方办农场， 让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于是，这些农场就在全国各省、各地遍地开花了。浙南（当时的丽温台）就在龙泉开办了一个“河村农场”，这是对外称呼，其实际性质就是浙南劳动教养所。这个教养所在1958年初开办，各地陆续把劳动教养的人员都往此处送。这里是一片荒山野岭， 劳教的囚房由劳教人员自己建造， 建好了再把自己关在里面。
二、“适可而止”对应磨难
我是1957年8月19日被指名批判，划为右派分子的，1958年3月8日被送往龙泉河村劳动教养。从浙南各地送到这里实施劳动教养的人员，老少皆有，只要当地部门的领导认为要送的就送，最多请示县老爷点个头就是，无需通过法律程序申办手续。所以“劳动教养”是毫无法律依据法外之法，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共产党的各级党委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我在河村农场蒙难期间，遇到的有白发苍苍年过花甲的老人，也有刚上初级小学的不满十岁的孩子。被送劳教当时叫“收容劳动教养”，听来似乎是很宽松的，可到现场实地一看，你就心惊肉跳：周围是高高的围墙，还添加铁丝网，一个个岗亭比邻相望，高度均在屋顶以上，站在岗亭上，全场劳教囚犯的宿舍，全在其监控之下。这些民警——不，是武警，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荷枪实弹，使整个农场显得警备森严，与关押重犯的监狱毫无分别。河村农场占地上千亩，离龙泉县城仅十余华里，到底关押了多少人，我无从证实，但估计总有上千人。场内按劳动工种设队，分为：农业队、蔬菜队、砖瓦队、砍柴队、工业队、化工厂，每个队都配有队长、指导员、管理员，具体管理各队劳教囚犯的劳动生产、思想改造。白天布置繁重的劳动，把人折磨得精疲力尽， 晚上两个小时的洗脑学习，雷打不动。开始时我被分配在农业队，农业队的任务是种植水稻、麦苗、蕃薯，花生等农作物。
刚到农场时， 有一件事在我记忆中很深刻。那时我刚来还没几天，遇见了一个武警，是我云和的老乡，不过我们原耒并不认识。他听到我讲云和话，知道我是云和人，就问我：“你们前几天云和一共来了几个人？”我说：“5人。”他说：“你叫他们都到我岗亭下来，我有话要对你们说。”我就回寝室告诉同来的难友，我们一起到岗亭下听班长训话（上面规定对武警一律称呼班长）。这位班长为人很和蔼，用云和话对大家说：“我们都是云和人，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农场的制度、规矩，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他在介绍规章制度中暗示了一下，说，既然是被送来劳动教养的，就要通过劳动改造来接受教育，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劳动是每日每时的经常性任务，是长期的，各人都要适可而止。这个提醒虽然各人领会不同，我内心却深受感动。
在当时“阶级斗争” 的年代， 作为一个武警，同情“阶级敌人”是丧失立场的严重问题，是要受严厉处分的——可能被开除，甚至连自己也会成为劳改犯。他敢这样真切地关怀我们，正是他善良的人性的表现，在那个残酷的时代，是十分难得的。我牢牢记住这”适可而止”四字，尽力保护自己。在那个残酷的环境中，我以“适可而止”应付灾难，靠“适可而止”度过难关。我感谢这位真诚善良地对待我们的班长。
三、孩子也蒙难
历经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后，一些敢讲真话、维护民主、主张人权的人士越来越少，竟至消声匿迹了。谁敢对领导讲半个不字，就要遭难，甚至格杀勿论。即使年少无知的儿童，也会被抓来劳改。
农场不知从啥时起，来了一批少年劳教犯，年龄都在8-14岁之间。这一批孩子，年少无知，真的不知天高地厚，武警的高压手段，对他们似乎收效甚微。可能农场指导员看我年纪较轻，又当过教师，就指名叫我去少年劳教组里当老师，实际上相当于大组长。我受管理员的委托，对这批犯事的小孩子进行管教。我的任务是叫他们乖乖地听话、接受教育，参加劳动，遵守劳教场所规章制度。
我到少年劳教组以后，通过两天的体验，开讨论会，由大家民主推选出3个小组长。对这批孩子，我就当他们是我的学生，或者是顽皮学生。大家相处还是挺和谐的，他们有啥说啥。这些孩子除温州来的有几个是小偷，有几个因打架、骂人犯了流氓殴斗罪之外，大部分都是“政治”问题：有的阶级成分不好，家庭都是黑五类；有的有“反动言论”，骂了地方干部；有的属于“世仇分子”，父母被关押，被枪毙。共产党把这批孩子都定为“阶级敌人”。由于他们还未成年，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就都被集中送来劳动教养。温州的孩子一般比较调皮，台州、丽水的稍微老实一些。我自己就是地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复杂；外加当时中共云东区委的一个组织科长，叫柳德兴硬说浙南大众报上的一篇小品文，内容是讽刺农村荒唐的粮食政策，估计是我写的，要我检查认错。但实际上此文确实不是我写，我拒绝检查认错。他就说我态度恶劣，并诬陷我组织右派集团，编造我是右派集团头目，把我屈打成极右派份子。我们都是无辜受苦受难的难兄难弟，大家都有同样不幸的命运，绝不能相互内斗。在取得共识的前提下，我教育几个比较强横的孩子，要他们扶助弱小，不准他们欺负老实人，劝导大家建立同舟共济的患难友谊。我真诚的态度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开始安心下来，组里也就太平无事了。
我在少年劳教组，劳动是比较轻松一些，我的工作侧重于管理。我和这群孩子相处的日子里，感到他们天真活泼、聪明好学，从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反动言论”、什么“反动思想”；看得出来，他们内心最主要的思想活动是担忧和恐惧。他们小小年纪，却大多沉默寡言，在社会上本来就是一个弱势群体，那些罪名都是当政者强加给他们的。仅仅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份，就把他们打成“反动分子”， 强加莫须有的罪名，我不知道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幸福还是可悲！
四、搞运输的日子
我被无辜关押期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一长，我的心灵也就渐渐的麻木了。我的家庭成分，按土改时的划分，是“地主”，于是共产党就认定我有“根深蒂固的反革命思想意识”。可是实际上我从懂事以来，就是一个爱国青年，在学校里是一个好学生；师范毕业以后，我到了工作岗位上，也是一名优秀教师。我曾享受共产党对我的特殊优待，一名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全县青年教师的表率，一夜之间却成了右派，硬把我推到“阶级敌人”的一边，我又有什么办法！划右时的所谓结论，本来就是诬陷的，我一条也没承认，执政者无视事实，照样给我从严惩处，遣送劳动教养。进场以后，为了生存，我就打定主意：“要爱护自己，保住性命，应付劳动要适可而止。”我还必须清醒认清现实，不要上当。没有人权的社会是没有诚信的，不讲道理的。什么“向党交心”、“坦白从宽”，都是骗人上钩的鬼话。
几个月以后，那批牢头狱卒，看看这批少年劳教很宁静，管教也轻松了，队部就把我调回农业队，发配到运输组当学习组长。运输组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组里有一部大车、六部小车：大车一人把扛、四人背绳；小车甲级劳力一人一车；乙级劳力二人一车：一人把扛，一人背绳。甲级劳力享受甲级饭量标准，乙级劳力就只能吃乙级饭。我不是强劳力，当然是乙级，也是无话可说。每天早晨天未亮我们就去厨房领饭，三下五除二的吃了早饭，天亮马上出发。我们的任务是把农产品拉出去，把肥料拉回来，每天晚上都必须预先和各个农田生产管理组联系，了解要送龙泉的农副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农场在龙泉办了一个农贸产品供应站。我们从田管组将农副产品过秤领出来，装上车，送往龙泉供应站，由供应站人员过秤验收；下午全组集体行动，分头从龙泉的积肥点装肥料，一起把肥料运回农场，送到田间管理组指定的地点卸下。每天早晨黑洞洞的，我们就得起床；晚上刚回来，天也就黑了，才吃晚饭。我们早晚用餐都是在电灯光下，这么高强度的劳动，都是为了“赎罪” 和每个月的4块零用钱，还要天天感谢“人民政府”的恩赐。
白天的劳动已经够累了，可是每天晚上两个小时的洗脑学习是雷打不动的。我的任务是做学习记录，这里面可有很大的诀窍。因为记录本虽然放在小组里，指导员每个月，或有突发事件时，都要小组汇报或抽查小组记录本。我对指导员报喜不报忧，隐瞒一些不良情况，让干部们感觉到运输组劳动积极，思想稳定，人人都在认真改造，以求太平无事地过日子。
五、惊天人祸：百三难友葬身火窟
1959年的一个晚秋，我们运输组照常上午运送农贸产品去龙泉，下午拉回肥料。返回农场时，半路上，我们碰到一个老大妈，向我们问道：“在你们农场的方向，是否发生过什么火灾？”我忽然心里一动，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说：“不知道。”回到农场，平时我们运输组卸完肥料，车辆都是放在田间管理组，大家走回宿舍，值日的再去领饭，按组安排用餐；可是今天我们刚到田间管理组就接到通知，说是指导员要运输组全体人员到那里去开会，有紧急任务。大家正在猜测是否真的发生了火灾？一到管理组，指导员一开口就说：“农场这次遭遇特大火灾，各组都有伤亡，农业队只有运输组是平安的，完好无损。为了做好火灾善后工作，场部下达运输组一个突击任务：运输组全体人员今晚要加班到天亮，必须保证完成这项任务！”说透了就是要连夜把被火灾烧死的难友尸首全部埋葬完毕。运尸体不能用车辆，埋尸体也没有挖掘机，只能用农业队的锄头、铁铲、毛竹杠、簸箕。埋葬地点不在公路旁，而是离劳教人员宿舍3里多的一个小坳沟里。公安处指令不准集体混埋，必须把每个遭难者分别埋葬，插上姓名木牌，以便辨认。这样，将来死难者家属来查问，可以有个交代。
这个意外的事故使我们又悲痛又惊慌。接受了指导员的任务，我们就走进农业队的宿舍区。一片惨象立刻呈现在我们眼前：门前一片狼藉，死者大都集中在门口的通道上。囚房宿舍是长条形的，一排12间，建造时虽然中间各有四个门户通道，但为了武警管理方便，只留朝岗亭山墙的一个1.5米宽的山墙门，供人们出入，其余的门全部加锁，严密封闭。这次火灾起于厨房烟囱，入秋以来长久未下雨，我们这些囚房宿舍又都是茅草房，从烟囱飘出火花随风吹向西边的公厕屋顶，公厕上的茅草过于干燥，一触即燃，很快就腾起烈焰，火势迅速漫延开来，蔬菜队、农业一、二队宿舍全都燃成了一片火海，以致酿成这样严重的死伤。
我们农业运输组16人，平日劳动虽苦还能应付，这天一个通宵加班下来，个个都己精疲力尽了。我们用两只簸箕，口对口拼成一套，两人抬一个尸体至山坳沟，挖个小沟，放下尸体，盖上泥土。木工房做了很多木牌，尸体能认得清的就写个名字插上，不认识的就让它空着。由于这次火势太猛，人体经大火一烧，全成了黑焦炭，大多很难辨认，只好让木牌空着。据后来场部统计，大火烧掉茅草房3幢，死难人数约130多人，其中蔬菜队30多人，农业1队100多人，农业2队1人。农业2队宿舍位于最后面，多数难友先后逃离火海，免于死难，烧死一人却是我们云和老乡。这位老乡是原任云和县中心小学总务主任，叶滕老师。肃反时审定他是历史反革命，都快60岁的老人啦，当了一辈子的教师，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年老体弱，行动迟钝，因此葬身火海！
农业1队是重灾区，宿舍位于火灾区的中心，因此死亡人数最多。据死里逃生的难友介绍：起火正值午后休息时间，当时发现厕所起火，室内有少数人走向门口看望，准备逃离，却遭武警暴力阻挡，凶狠训骂。数分钟后，农业1队宿舍拦腰起火，部分劳教人员不顾武警阻拦，冲出岗亭，逃向后山，保住性命；可是对多数人来说，为时已晚，逃不出来了。出入口只有一个1.5米宽的门，最多可容3个人一排进出，火灾时人们惊慌失措，涌到门口的，是几十、上百人，逃在前面的，侥幸逃出去了，力气小的跌倒在地，后面的人就踩着他们的身体跑出去，因此伤亡惨重。
起火时武警如果还有点人性，本来应该协助救人，退一步说，至少不应当横加阻拦。如果他们不这样残暴，死伤人数一定可以大大减少。可是这些平时惯于欺压囚犯的恶棍，已经完全失去人性，他们根本不把人当人，死几百人只当是死一堆蚂蚁，这才酿成如此重大的惊天悲剧。这些遇难者实际上是被这些地狱里的恶魔杀害的！
灾后的现场惨不忍睹。堆在门边的一层层的尸体，面目全非，烧得黑炭似的，手足缩成一团。我发现房屋中间窗外有一具尸体，跪倒在地上被烧死。看来他是打破了窗栅，冲出屋外的，但已来不及了，被疾卷而来的大火扑倒在地，活活烧死。还有一个幸存者是我的老乡，我问他怎么逃出来的，他说:“如果我决心不大，必死无疑。我眼看门口挤满了人，挤出去是不可能了。宿舍的木床是上下铺的，我看到门边一张床的上铺顶上还有空处，我就爬到上铺钻出，踩着人头逃了出来。”他是凭自己临机应变，才逃离火海的。还有一个葬身火海的难友，是瑞安中学的钱善德老师，1957年被屈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往河村农场劳动教养，好像也50多岁了。他知道自己年老体弱，挤不过人家，就索性躺在床上等死。当我清理宿舍时，发现他手中还捧着一个玻璃瓶子。此情此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今天我虽已老迈，还能记得清清楚楚。
这场火灾是人为的惊天大祸。从囚犯宿舍的建筑设计到封死所有安全出口，再加上武警阻止人们逃生，都是酿成大祸的原因。如要追究责任，农场领导脱不了干系。共产党的惯技是报喜不报忧，此事当然要严守秘密。当时劳教所规定不准议论，严禁消息外传，违者按反改造论处。龙泉劳动教养所大火吞没130多条生命，死亡的真相一直隐瞒至今。火灾一年之后，不断有遇难的家属来农场探亲。一般回答都是以“病逝”两字简单地搪塞；但对一些来信或寄来邮包较多、比较关心囚犯的家属，才不得不多应付几句。不过对火灾的真相，场部总是千方百计地隐瞒，决不肯对外人透露的。
六、饥荒中的死亡
自从大火之后，农场不再盖茅草房了。过去建的农场总部、干部宿舍都是“洋房”，采用砖木结构（砖墙瓦屋顶）、水泥地面。而劳教人员的宿舍囚房全部是泥墙茅草房。还有工业厂房、武警宿舍、农场仓库等，大部分也只是泥木结构、瓦片盖顶的。虽然农场从建场以来就有砖瓦窑、砖瓦队、砍柴队，批量的砖瓦都以市场价出售。砖瓦是农场的重要收入，火灾给农场造成了损失，给劳教囚犯制造了沉痛的灾难，让一百多人丧生。这不仅仅是一次火灾事故，而是执政当局对劳教囚犯草菅人命的结果。
农场死人的事还不仅限于火灾中丧生的一百多条人命，毛泽东搞大跃进造成了三年大饥荒，农场也饿死了不少人。被关押在劳改农场里面的人，谁都不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他们只能从《人民日报》、《浙江日报》、《浙南大众报》等各级党报上看到假、大、空的宣传：什么形势一片大好，什么“东风压倒西风”，什么“三面红旗”的伟大成就等等。我们运输组天天外出，偶尔还能听到点外面的真相，如人民公社的食堂散伙了，大办钢铁的小高炉倒垮了，各地农民、工人也在饿肚子等等。农场里是不准议论这些事的，只能颂扬三面红旗，称赞社会主义未来无限美好，会给广大人民带来“幸福”生活。大家都不知道，报纸上大吹水稻亩产多少万斤，其实是假消息；也不知道小高炉炼出来的铁水，其实是煤渣；对农民派购“余粮”，其实是夺取他们的口粮。他们不知道，生产粮食的农民家里已断粮挨饿，外面已经到处在闹饥荒了。
报纸上的宣传其实也骗不了人，现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农场里从吃干饭改吃一干二稀，从吃大米改吃番薯、菜粥。劳教人员中患病的人日渐增加，医务室的住院病房天天住满病人。重病号都是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的，也有吃了野菜中毒之后在抢救的，或吃了糠饼、草根以后患便秘的。
农场变成了地狱，但谁也走不出去。这里的医生都是从各地送来劳动教养的医务人员，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谁还敢说句实话呢？明明是长期饥饿造成死亡的病例，还要说是暴饮暴食致病，或说是旧病复发、身体虚弱、自己不保养所致。对浮肿严重的病人，也只是配给一包糠粉，用开水冲服。巧妇难为无米炊，遇上发高烧、浮肿休克的病人，按医务常规本来完全可以抡救的病人，只因缺药缺粮，良医也束手无策。医务室的医生，只能眼睁睁看着难友们一个接一个慢慢地死去。
饥饿愈来愈严重了。农场里年老体弱的人，确实很难支撑。这些人往往死得最早。有的人刚送进来时身强体壮，他们相信骗人的政策，拼命劳动，一心希望通过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早日返回革命队伍。他们拼着命干，梦想放卫星、创高产，总是干得精疲力尽。初来时粮食供应情况还好，由于他们年轻，经一夜睡眠，体力还可以恢复。但日子一长，身体就衰弱下去了，到了饥荒年月，身体更感到拖不动了。劳动改造的苦役，是每天每时的经常任务。谁想休息，就是偷懒；拖不动，慢慢做，就是消极劳动，抗拒改造。
场里的伙食定量日益减少，人们天天遭受饥饿的折磨。名义上每人每日还有多少粮食定量，实际上真正能装到饭盒里的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等到有一天早上起床时感到疲倦，感到无力，死亡就临近了。但你病倒了，场里的干部还会说你装死；真不行了再让你去医务室，可到那时你就是死路一条。
人的身体还是要自己保护，即自爱。我常记着那位好心的警察老乡的指点：劳动应“适可而止”，度过难关。我在劳动上历来认输，承认自己力气小，从不争高；而运输队个个都是劳动高手，相比之下更看得出我不适应拉车。当年深秋以后，我就被调回农业队去搞田间管理。管理员派我去番薯地值夜班，任务是看管大片番薯地，防止被人偷窃。
我们在地旁边用茅草搭了一间小棚，每人配置一把特光手电筒、一根木棍、几根绳索。我们每天都是天黑后上班，到天亮下班；每两人一组，从秋天一直做冬天。
在这段日子里，虽然野外蚊子很多，不胜其扰，但劳动还是很轻松的，主要就是熬夜。我们只需慢慢走动走动，日子一长就习惯了。可是我们的工作也不完全是平静无事，偷挖番薯花生的事常有发生。不过只要我们人一到，手电筒一亮，偷盗者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小偷总是心虚的，害怕被抓住。
有一次，我遇到一件奇事。一个小偷，潜入农场挖出两块番薯，正想慢慢享受，却被我们发现了。两把特光手电筒一齐对准那个黑影追过去，但此人却一动不动。我们走近一看，竟是一个中年农民，身影瘦小，见有人前来抓他，立即跪地求饶，连声说：“请你们救救我，请你们救救我，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啦！让我吃一块番薯吧！吃一块番薯吧！”我们见他确实可怜，可是还怕他逃走，两人分别从东西两方挡住去路。他却不想逃，跪在地上慢慢地啃着番薯。我们告诉他：“这是农场的粮食，我们上千人的口粮啊，你偷了是要被抓起来的！”他反复恳求说：“只要有得吃，只要有得吃，抓了我也不怕！”当我们走近他身边时，他却主动的边站起来，边说：“把我捆起来送到农场去吧！”低下头等着我们捆绑。我们两人无言地面面相窥，是在征求对方意见，到底该怎么办。抓他么，我们于心不忍。沉默了片刻，我们两人竟不约而同地对那人说：“到番薯棚里去，等天亮再说吧！”慢慢地天亮了，我们带着那位偷番薯的农民，一起下班归队交差。管理员却让那位农民跟着我们回到农业队宿舍，找了一个空铺位让他住下，每餐领饭，通知厨房为他多备一份而已。
队长管理员职权只能管劳教犯，但无权处理外来农民。向农场派出所报案，也仅仅是笔录一番，签字画押而已。白天大家出工劳动去了，他却在宿舍里闲着。三天过去了，那农民却要求把他收容劳教，跟大家一起去劳动。他是真正的贫下中农，不是地、富、反，怎么能说劳教就劳教呢？农业队的指导员是劳教队里专管政治思想的，他来找那农民谈话，要他承认错误，写悔过书。指导员查问他是哪里人，他照直说了，错误也认了，可是没有文化，不会写。
那农民是附近村庄里来的，他不愿意回去。原来人民公社食堂现在解散了，他家已经断粮，回去就要饿肚皮，所以愿意在队里受劳动教养。指导员无权决定，只好放他回去，可是他却赖着不肯走。
这就是“三面红旗”下遭受饥荒挨饿的典型的williamhill官网 农民！场里没有办法，最后只得通知人民公社武装部派民兵把他押回去。回去了他是不是要挨批挨斗，会不会挨饿，我没法回答；不过单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时龙泉农村饥荒的严重了。
我还记得，农场有个规定：劳教人员外出，不准接触群众，但这些人却常因饥饿而违反场规，带上自己最值钱的衣物，向农民换个一升、八两粮食填填肚皮，因此回场被批斗。六十年代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物资匮乏，买粮食要粮票，穿衣买布要布票；生产越困难，票也越发越多：香烟票、酒票、油票、肉票、蛋票、盐票、豆腐票、煤油票、火柴票，真是票证满天飞。仅凭钞票（人民币）是甭想买东西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尤其难买的是填肚皮的食品。劳动教养人员为了活命，拿出身边最值钱的东西换粮食，是明知故犯。他们因为接触人多，就多少了解了一点农村情况。农村中强弱贫富悬殊，当权的干部优先占有，普通农民的粮食就很紧张，挨饿的都是老实的农民和“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那些可怜人饿着肚子不能讲，饿死了人也不能讲，讲了就是攻击“三面红旗”，污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要挨批斗。饥荒年代，农民断了口粮，竟自愿投入地狱去受劳教，成为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三年大饥荒时期的真人真事。
七、求生的欲望
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从五十年代开始，到处布满了天罗地网。粮食政策、户籍制度，对人民公社的农民是圈地为牢，未经批准是不准离开生产队的。在“三面红旗”时期，要离开居住地外出，必须开路条，要请假；地、富、反、坏、右都是阶级敌人，亲戚朋友来访，还要汇报、登记。这些严格的规定，使“犯罪”的人特别多，为安置这些人员而设的劳改场，也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所以1958年以后又增加了“劳动教养所”。根据《劳动教养条例》的规定，无需经过公检法，各地的单位领导、行政主管、各级中共党委、地方政府都可以决定送你去劳动教养。如果你未经批准，离开家里外出打工求生，外地的公安、警察、户籍管理，随时都会查问到你，将你扣押拘留、遣送回家。到处都有遣送站，但是各地又有自己的地方保护政策。浙江，或者说浙南地区，受当时“大跃进”的祸害特别严重，人民公社食堂解散，断粮的农民不断增加，外流逃荒人群激增。
近邻的福建省北部一带地区，却利用浙江农民的逃荒，招募外来人口，开发边区荒芜土地。他们曾一度驱车来浙南各地接运难民，去参加闽北开发。闽北当局公布三年免征农业税，不收钱粮，发放三个月救挤粮的优惠政策，吸引浙南的饥民纷纷逃奔闽北。由于来浙江接送难民的车辆以红色为标志，因此日后称为“浙闽红车事件”。闹饥荒的浙江农民，一批一批外流入闽，到了福建，只要经过登记入册，就会被统一分配，各归其位；原来种田的就给你土地、房屋，让你自由耕种，安居乐业；如果你想打工，或谋求什么职业，还可根据个人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安排适当工作；也有当工人的、当教师的、当医生的，各得其所。闽北对地、富、反、坏、右一群“阶级敌人”也很宽大，仅仅要求登记在册，不搞批斗活动，提倡安居落业，发展经济搞生产。闽北开发的新政策，确实救了不少浙南各地的饥民，使他们活了下来。他们大部分被安置在浦城、武夷、光泽、崇安等地。农民获得土地，如鱼得水，自由种植瓜果粮食，安居乐业。后来浙江调整合作化政策，曾一度提出反冒进，解散了部分高级社，农民逃荒外流才有所减少，人心稍为安定。
但浙江的农村政策，顽固坚持极左路线，把农民卡得死死的，自留田全部取消，房前屋后，瓜果一株不留。农民求生的愿望强烈，公开的红车接送虽然被阻止了，但暗地里自发偷越省境逃到福建去开荒的群体性事件仍不断发生。我就有两位表兄在大饥荒时期逃到福建浦城，至今仍居浦城。虽然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曾经动用“专政”手段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全部从福建赶回浙江，归原籍审查清理，但清理后不久，他们陆续又回福建居住。这段时间对劳动教养所的管理，可从来没有放松过，越管越严。承受饥荒折磨的囚犯，到饥饿难熬时，什么东西都会塞到嘴里去充饥。许多活生生的人，在农场里一个一个死去。为了活命，逃跑人数也在增加，管教干部、武装警察，对逃跑的劳教囚犯从不手软。逃跑人员被捆绑吊打，批斗，是家常便饭，但他们求生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逃跑的事件仍时有发生。
在饥荒年代，劳教人员出于求生的欲望，还会向亲人呼救，争取亲人救助。但这是要看条件的。亲人条件好的，当然会千方百计地救援他们；但有的人亲戚朋友自己都快要饿死了，还有什么能力支援他们呢？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曾向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我，伸出营救的手，他就是云和同学——刘成贵。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也受我牵连，被下放农村劳动，在浙闽红车事件中，逃离苦难的浙江，去了福建崇安县，开荒扩种求生。安定下来之后，他回到云和探亲，特地到我家里看望我妈，询问我被劳动教养的情况。当时他拿出十斤粮票交给我妈，嘱她寄给我。在60年代，十斤粮票可是一件大事，慰抚了我妈孤独悲伤的心，也救了我的命。他的慷慨和关怀使我看到人间还有真情，鼓舞我坚持活下去。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刘成贵同学对我的真情。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像我这样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右派”分子，别人碰到我就像碰到麻风病人一样，连讲话都不敢和我讲，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同情和支持？当时当局就有一条规定：“同情右派按右派论处。”能在友人有难时冒着危险支援友人，这不仅仅是慷慨，更需要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在那个无情的时代，这样的人极少，极难得，也是十分值得崇敬的。
提到刘成贵同学，又使我想到另一个人，这就是云和县中心小学的常务副校长徐少青。
1957年秋，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暂时留在云和县小，任教半年，听候处理。有一次学校领导班子开会时，一名极左分子为了表示积极、立场坚定，提出：“右派分子杨世元留县小任教，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要对他严加监督管理。他的粮食定量还是每月38斤，应该降下来，改为每月24斤。”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徐少青常务副校长。徐只说了一句话：“杨世元是思想上犯了错误，已经受到组织处理；生活上我们还是一视同仁，不能歧视他，粮食定量不应该减。”到了1958年初，学校放寒假，教师又集中整风学习，有人举报徐少青同情右派，受到了大会批斗，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去农村监督劳动。到1978年右派改正时，他已经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了。他不过说了一句公道话：“一视同仁”，竟遭受了20年的苦难，葬送了一生！好人遭难，恶人得意，这是怎样的世道呀！落实政策改正之后，他才从离婚多年的妻子处，找回失散的儿子。
八，劳教是有期还是无限期？
从《劳动教养条例》的文字上看，有很多漂亮的辞藻，却掩盖不了实际的罪恶。关押劳教人员有囚房，监管劳教人员配备了武警，还有一群群的狱卒。这一切都同劳改犯没有分别。劳教和劳改的不同仅在于：劳改有刑期，劳教却没有刑期；表面看来似乎劳教比劳改轻些，可在执行时，判处劳教就等于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样，慢慢的，劳教队里就有了这么一些人：他们蓄意闹事，假装逃跑，无事生非，目的无非是企图改判劳改。起先，他们确实也有人达到目的。农业队有个懒汉无赖，被送来劳动教养。他故意约了几个人商量，装作组织逃跑，结果被揭发了。为首的判了三年劳改，三年后果然释放回家了。
劳改犯人在劳改服刑期间，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但劳教人员关押期间还有公民权，如每年一次选举人民代表时有“选举权”。当然没有被选举权。人的生存权有没有？这还是个未知数。通信自由从表面上看，好象有，只是来往信件都要通过检查，甚至使用人民币的权利也被剥夺。河村农场发了一种代价券，一角、五角、一块、五块、十块，限于场内使用；劳教囚犯身藏人民币就算违规，要受批斗。
劳动教养所的管理还在加严。场部组织了多次批斗会，表示奖罚分明，总结建场三年来的成就。第一次宣布三个劳教分子解除劳教，留场就业，并宣布对全体劳教囚犯，要根据本人罪行、错误和改造表现重新确定劳教期限，分一年、两年、三年。可是我们这些1958年进场的右派进场都已经三年了，这又怎么解释呢？讨论中反响很大，但场部仍然宣布：劳教期限未定前，关押改造时间全部不算。这是多么荒唐的决定！可是你反对也白搭，照样重新确定期限，过去的三年大家都白关押了！换句话说，这等于给每个人都增加三年关押期！说什么“改造表现”，其实全都是骗人的鬼话。1961年填表申报，场部批准的年限算不算数？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留场就业，这些话又算不算数？即使年限满了，还是圈地为牢，你还是这个劳教集中营的人员，最多不过换个称呼：“摘帽右派”，“留场就业人员”！到了文革时，又改称“劳教犯”，“留场犯”。在专制极权的williamhill官网 ，我们自1957年被划为右派以后，就成了另类贱民。劳动教养没有期限，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五年、十年、二十年，关你，放你都没个准，完全没有法律依据，都是当局说了算。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11号，55号两个文件下达以后，才算有个段落。
和我曾经一起劳动教养的右派，时间最长的达23年之久，而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劳改判刑最长也只有20年；可是判罪轻于劳改的劳教人员，却被关了23年，刑罚反而比劳改重得多了！法律上的劳教“无期”，反而重于劳改的“有期”，而且大大地“超期”，几乎近于“永无尽期”了！表面上似属从軽判处的劳教，到了实际执行时，竟成了“无期徒刑”！
1978年清理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之后，在安置工作中，还有人把他们看作“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右派”这顶帽子，仍然也还是“无期”的！看来“右派分子” 这项待遇是终身制啦！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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