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10月05日讯】中共掌权那年，我满16岁。两年后，我考取了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入校几个月“三反”运动就开始了。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地要搞运动，并且揪出了两个“贪污”嫌疑分子：校医郑某和同学黎某。郑某是盗卖药品，黎某是贪污伙食款（当时是学生代表轮流办伙食，他当过一届伙食团长）。我因家庭出身是贫农，进校后一直是积极分子，理所当然地当了“打虎”队员，除白天走访、收集材料外，晚上还当看守，监督郑、黎二人写交代材料。郑医生是外省人，以前在部队工作，来校后，对学生态度和霭，看病也耐心细致。我个人对他有几分好感，所以在看管期中没有难为过他。
郑医生的家住在离学校不远处的农村。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个“打虎”队员奉命到他家搞突然袭击——搜查药品，结果一无所获。他妻子带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一直低声下气向我们求情：“同学耶，我家老郑连红药水也没有往家里拿一瓶儿，不信你们问问周围邻居。老郑回来给他们看病都是开了处方叫他们自己去拣药，说他偷药卖实在是冤枉啊。我们一家老小全靠他，你们就放过他吧！”经过一个多月的内查外调，确实没有逮住郑医生什么把柄。最后学校只得把他请出禁闭室，恢复校医工作。黎同学的遭遇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虽然最后据他自己交代，他只是偶尔在买菜时用公款吃点儿零食，并无巨额贪污，但最后处理还是被开除出校。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时，我已经参加了工作，在汶川、茂县一带勘测岷江水力资源，大队部设在灌县（今都江堰市）紫坪铺。一天，从长寿狮子滩电站过来两个人，专门向我调查表哥朱国强的历史问题。表哥大我七八岁，当初和我一起考进水力发电学校。他解放前被抓壮丁，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在一次和解放军作战中当了俘掳，经“学习”后发给路费遣返回家。“肃反”运动一开始，表哥历史问题被揭开，他所在单位的保卫部门便对他穷追不舍。
刚解放时我们家在重庆小龙坎，娘娘（姑姑）在重庆陕西街一家绸布店当佣人。表哥被“遣送”后并未立即回家。他到重庆后先找到我娘娘，后才来我家，住了大约半个月。表哥的最大毛病就是爱“吹”，他说他在国民党军队已混至连长，并曾和部队驻地一漂亮女学生相爱……夸夸其谈，天花乱坠，眉飞色舞，颇为得意。那时我只有十多岁，对他“吹”的这一切，只是当龙门阵听，过后也就当耳边风一吹而过。两个保卫人员话没多说几句就直奔主题：“你表哥是不是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听说还带回来一把手枪，你见过没有？”我说：“他当什么官我不知道，他自己说好像是什么“长”，班长也是“长”嘛；至于手枪，即便有，他当俘掳要缴枪投降，哪还能让他把手枪带回来？”东说西说，二人无功而返。后来，表哥仍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直至1980年方才获释。我娘娘活到九十三岁，临终前她才吐露真言：“朱国强是我检举的。”原来，我娘娘是佣工出身，解放后一直是街道上的治安积极分子，曾向公安机关举报过多起案子，包括她原来的老板；检举表哥，可算是大义灭亲。
转眼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阳谋”张开大网“引蛇出洞”。而我却浑浑噩噩，全然不知大祸即将临头。运动前期，批斗其他“右派”言论时，我踊跃发言，声嘶力竭，俨然以“左”派面目出现。后来，轮到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找我谈话了，动员我要真诚地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对党没有什么意见可提。想来想去，对勘测队个别领导和有些规章制度还是有些意见的。提出来，帮助他们改进工作，对领导本人，对党的事业还是有好处的。况且，我自恃出身成份好，跟领导提点意见料无大碍。于是我挥笔疾书，用几十分钟时间，一口气写了三篇大字报：
一、《寄语毛书记》。主要说该书记平时高高在上，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文中有“板着一副苍白的面孔，令人见而生畏”等语句（后来批斗时有人揭发我还说过该书记“演猪八戒不用化妆”）。
二、《跳舞队长》。勘测队大队长（行政队长，业务外行）是个舞迷，平时抓工作不力，跳交谊舞却十分起劲。队部驻灌县时，每逢周六，他班都不上了，一心梳妆打扮，准备跳舞。在他的影响下，一时间全队跳舞之风大盛。我在大字报中用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等语句。
三、《鸡脚杆上剐油》。勘测队里有工人，有干部（技术员、工程师，我属技术员），同样是在野外劳动，两者的生活补贴费却相差一倍，干部每天1.6元，工人每天0.8元。对此规定我认为极不合理，工人的工资一般都比干部低，生活补贴又少发，肥的更肥，瘦的更瘦，对工人来说，无异于在鸡脚杆上剐油。大字报一贴出，受到工人们的普遍赞扬，纷纷说：“马技术员真好，敢于为我们工人说话。”
大字报当即被领导小组成员原文抄去，几天下来相安无事。一天早晨，我正端着面盆到厨房打热水，路过队部大院时见原有大字报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昨夜新换上去的大字报，篇篇矛头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马万才。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两个彪形大汉走过来，立即将我押进“反省室”，从此失去自由。
白天大会、小会批斗，晚上逼写交代材料。几个人轮班看守，不准睡觉。批斗会上，积极分子们比我当初批斗别人时还跳得高，叫得凶。还有人跑到台上来按我的头，踢我的脚。我写的大字报中“板着一副苍白的面孔”等句子被上纲为“丑化党的领导”；“上梁不正下梁歪”是“影射毛主席”；“鸡脚杆上剐油”是“影射共产党剥削劳动人民”，“煽动工人起来反对共产党”，等等。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许他们打胡乱说，不允许我辩解一句。结局无须多说：定为“右派”，工资由56元降为26元，取消生活补贴。最后处分是开除公职，送回原籍监督劳动。几十分钟写了三篇大字报，换来的是22年的苦难。
测工干润川写打油诗赞扬我那篇《鸡脚杆上剐油》大字报：“好个马万才，正气满胸怀，敢打抱不平，工人齐拥戴。”仅此20个字，也被打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批斗会上，他大呼冤枉，拒不认“罪”，还挨了拳脚。最后处理也是开除出工人队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79年“改正”时在原单位碰见他，已是须发皆白，满脸皱纹，大热天还穿着破棉袄。我俩紧紧握住双手，久久相对无言，当年情景，一一涌上心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大跃进时期，农村饿死许多人。为逃命，我毅然外逃当了“流窜犯”，侥幸拣得一条性命（另篇《祸年逃生记》中有记述）。“文革”初始，我已摆脱档案羁绊，隐瞒了真实身份，混进一半军半民单位当临时工， 担任的是涉及很多机密数据的测绘工作。由于伪装得好，“万岁”喊得扎劲，没有露出“狐狸”尾巴。其间该单位还欲将我转正，但要到我原单位了解档案情况。这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谎称原单位已撤消（原单位就在成都，我岂敢说！）无法找。接下来搞武斗，造反、夺权乱做一团，再也没人提“转正”的事了。我在那个“避风港”里安然地度过了十多年，直至“文革”大戏收场，“右派”得到改正。
2008年12月5日完稿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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