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众的抗议活动赢得西方媒体的赞誉。（网络图片）
【看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11月14日讯】香港《前哨》杂志十月号刊载了丁品成先生的文章《‘占中’对香港法治及经济的影响》，文章开篇说到：“‘占领中环’和‘占领华尔街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占领华尔街是)一场 ‘反金融霸权，抗议华尔街绑架政府’运动。它是寻找秩序，而非破坏秩序，其针对性十分明确，……而 ‘占领中环’，完全是偷换概念，是东施效颦。用‘占中’向中央施压，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占领华尔街是有理有据的，而 ‘占领中环’完全是伤及无辜。”
对于丁品成先生后面第二段的带有污蔑性的判断，我不想占用篇幅引述和反驳，对其文中大量概念混乱之处我放在本文最后反驳，现在先说说开篇这段的错误和他提及的两者的本质不同。我认为，丁品成先生完全不了解美国这边的事实，事实不对，判断一定不对。
我前夫和女儿都在美国金融界工作，经历了反映美国金融问题的次级贷款危机，他们工作的银行就是搞次级贷款的四大银行之一。所以我对次级贷款的来龙去脉和华尔街金融问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且写过两篇较详细的相关文章。简单地说，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是政府错误的房屋政策而引发华尔街的贪婪所导致。华尔街金融问题的关键是贪婪，但如果没有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的助长，金融危机则不会如此大爆发。丁品成先生“金融霸权，华尔街绑架政府”的说法才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个说辞大概来自荒诞八卦书“货币战争”。当美国出现金融危机，百年保险公司和银行倒闭，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来相救华尔街时，“华尔街绑架政府”的说辞就不攻自破。但是，此篇文章讨论的不是华尔街金融问题，而是香港占中运动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不同。
丁品成先生所说的两者的本质不同更是“牛头不对马嘴”。毋庸置疑，这两个运动最本质的不同是，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面对的是一个讲人权讲自由的民主政府。具自由言论的民主制度使人民有众多的渠道可以向政府表达他们的诉求，民主政府也不敢对人民的诉求置之不理。而香港占中的示威者面对的是一个极权政府，极权政府对人民的诉求从来都是漠不关心和玩弄花招，且人民表达诉求的渠道全被堵死，公民抗命成为人民诉求的唯一表达方式。
占中运动自2013年初开始酝酿，到2014年9月28日启动，先后大约一年零九个月，发起人一直想用更缓和的方式与政府对话，提出诉求，促请政府政治改革。出于压力，港府也装模作样地向人民咨询政治改革的意见，这期间香港人民总共向政府提供了124,700份书面意见，但一切就像是走了个过场，这么多书面意见竟如泥牛入海无消息。香港人民这才明白，他们根本看不到能够与政府真正沟通的任何渠道的希望，只得采取“占中”这个迫不得已的抗命行动。直到今天，政府还是没有任何诚意与学生对话，这是民主国家绝对不会发生的情况。
基于这两个运动所面对的政权性质的根本不同，应该可以判断，这两个运动不可比。但是，现在有不少人如丁品成先生一样不顾事实地“牛头不对马嘴”地瞎比，为了澄清事实，我不得不据实说明两者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其大约有如下四个主要不同点。
第一个不同点是，诉求的明确性不同。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从始至终就没有明确的诉求，那些激进的美国年轻示威者中不乏嬉皮和好吃懒做之士，他们自己头脑都混乱成一锅粥，又如何说服别人，只好一味地各说一词，表达的不过是一种情绪的渲泄，没有人能够弄清他们倒底要什么。最后，我的一位一直关注这场运动的朋友总结性地告诉我说：“他们认为富人应该把钱分给他们。”而香港占中示威者的诉求非常明确：要一人一票的真普选！
第二个不同点是：行为的不同。占领华尔街示威者行为激进，时有向警察挑衅的暴力行为。下面是媒体对他们暴力行为的其中一次的报导：2012年五月一号，大批占领华尔街示威者在纽约联合广场举行音乐会后，几百个蒙面的激进人士冲上百老汇大道暴力闹事。除了暴力行为之外，他们还极其不注意环境卫生，随便乱扔垃圾。更糟的是，有报导说，示威驻地的帐篷里成了他们酗酒和群交澜交的场所，从帐篷门扔出来的酒瓶子避孕套满天飞，他们占领的场地成了大垃圾场。我读到一位从加拿大特别跑来参加华尔街占领运动的女青年接受采访的报导，这位加拿大左倾女青年辞掉工作满腔热情地跑来华尔街，结果大失所望，极度沮丧，因为与她同住帐篷的年轻人都喝酒滥交，她成了局外人（outsider）。她只能委屈地问记者：这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道德在哪？理想在哪？丁品成先生说华尔街占领者“寻找秩序，而非破坏秩序”的判断又是一个“牛头不对马嘴”。
而香港占中示威者的行为理性克制，他们个个作风正派充满理想，他们不但做到自己的行为理性克制，而且以实际行动影响大众，他们非常注意环境卫生，随时清理垃圾，还认认真真地为垃圾分类，数万人的占领场地竟然干净得一尘不染，众多年轻人呆在一起连红脸吵架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对被中共收买的“反占中”人士的暴力行为和打骂，“占中”示威者也同样表现得理性克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警察的催泪弹和辣椒喷雾也是如此，他们甚至高举起用黄丝带绑紧的双手，向警察表示自己的和平理性态度。这些香港人和平理性克制的表现，把众多国内外记者感动得热泪盈眶，不少记者感动地说，他们采访过许多示威抗议活动，这么和平理性高素质的示威抗议他们只见过这一次。但是，那些中共收买的反占中人士一直在制造混乱，今天我就看到朋友从香港发来的报导，他们把麻将桌子搬到现场打麻将，给外国记者照相，制造负面新闻。
第三个不同点是，民众支持的程度不同。占领华尔街示威者行为不检点诉求不明确，不可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实际上也没有掀起什么高潮。而香港占中的示威者发出的诉求与香港百姓的政治命运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紧紧相连，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掀起巨大高潮。
第四个不同点是，精神不同，因而所产生的影响不同。香港占中示威者的领导人多数是基督徒，他们以公义平等博爱的基督精神感召世人，以自由为最高追求境界，这么高的精神境界自然会产生深远影响。而华尔街占领者多是崇尚共产主义杀富济贫的西方左派，他们杀富济我的精神境界太低，不能产生什么影响。
丁品成先生最多指责的是“占中”运动扰乱百姓生活，破坏香港经济和金融，撕裂人民等等。其实，与大陆诸多问题一样，一切的祸根都来自中共极权统治。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关心过香港的经济繁荣，它以前就热衷于搞乱香港，它过去说的要把香港变成臭港的话犹言在耳。最近它的喉舌媒体又狂言道“示威群众都是纸老虎” ，这话清楚地表现了它无视人民呼声，对香港漠不关心的面目。
香港的经济和金融早在十多年前就出现很大问题，十年来，大陆官商到香港炒房，带动香港房价和物价飙升了200%，而十年来香港人民的工资却几乎原地踏步，只长了3%，香港现在的失业率升至二十年新高，青年学子毕业找不到工作。那些高官和官二代官三代把香港作为洗钱中心，江泽民的孙子在香港洗钱几次就几十亿，徐才厚到香港一次洗钱就一百亿。许多官后代涌进香港的政界、金融界、房地产界工作。我的香港朋友在三年前给我打电话就因为物价飙升生活不稳怨气冲天，大骂共产党可恶。香港的政治更是急速倒退。这次“占中”行动是香港人民忍无可忍地以公民抗命的形式背水一战。
公民抗命自然会对百姓生活和交通造成干扰，应当谨慎启动。但如果抗命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是重大的，涉及到基本人权、自由民主，就不应当因小失大放弃抗命。比如，今天的香港“占中”运动与当年美国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民权运动，都是关于重大问题的公民抗命，都具有同等伟大意义。只不过香港这次的公民抗命更加困难重重，因为香港面对的是不同性质的极权政府。所以，为人权自由民主的公民抗命运动就具有了合法性和道义资格而获得社会的同情和道义上的肯定。即便公民抗命真的对社会造成上述干扰，责任也应由没有做好保障人权的政府承担，而消除干扰的正确方式不是出动武力镇压公民抗命，而是政府出面解决问题，改革政治制度，提升人权。
对于那些反占中的声音，我在香港的八十二岁老友这段话很说明问题：“我是香港人，我没有听到发自香港中下层市民的反占中声音，听到的全是爱字头的土共咶噪，这些噪音不时披上中下层外衣，例如一些被驱使愚弄的阿婆阿公们被问到为何反占中时，只得擘大个口得个窿；所有伤害香港人的反占中说词都来自共产党的真理部、喉舌、香港土共。”
自古英雄出少年，而今的信息社会更是少年英雄辈出的年代。在这信息爆炸的年代，年轻人的智力和思想发展早且成熟快，他们对政治的敏感度和成熟度实在是今非昔比。这次香港的公民抗命运动他们走在了前头，尤为可贵。再有，香港早就是一块民智已开的福地，这里的年轻人没有被极权文化扭曲过，他们为自由普选站出来拯救香港，他们正在书写历史，推动历史，无疑，历史在他们一边，人民在他们一边。
（原标题：香港占中运动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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