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铁流
“成都日报”三位老报人
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一，“多宝道人”陈泽昆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总想着他。1956年初夏，为增强“工人阶级”领导力量，我从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社文艺组任编辑，很快和他认识并交上朋友。
他个儿精瘦，头部上大下小，面颊长短适度，高额头大鼻梁，双目炯炯总在思考什么。他为人机警，深谙世态，知进知退，从无废语，好读杂书，装了一肚子学问，外号叫“多宝道人”。组长肖青说，陈泽昆是老报人，当过《工商导报》（《成都日报》的前身）的总偏辑，懂的东西多，肚里有的是货，三部卡车也拉不完，你要好好向他学习。
文艺组有六个人，每人一张办公桌、一把藤椅，他和我的座位背靠背，转过身子就脸对脸，交谈机会自然多一些。他负责杂文、短评，我分管小说、诗歌，若遇上拿不定的稿件，便向他请教。他总是静静地听我意见，听完后认真想一想，然后说：“作编辑是发现作者，作者有无前途，首先看他写的东西有无新意，其次才是功底、文采。”
收发时每天送来不少来稿，他处理的速度比我快十倍。我忙他闲，闲下的他不是品茶就是看书，真够清闲。我很冲（成都话好表现），几乎每天都要在评报拦上发表意见，可他从不写。不久猪肉供应开始紧张，几乎所有肉案铺前都排起长队，我在评报拦上贴出三张稿笺纸的意见，批评报纸不关心人民生活。他看后笑笑，私下向我说：“干新闻需要勇气敏感。你很勇敢敏感，是干新闻的料。”
是年10月，四川《草地》文艺月刊发表了我写的“干预生活”作品，《给省团委的一封信》，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不发表意见，老皱额头。大约一周后下晚斑，他突然何我说：“小黄，走，我请你喝‘五粮液’。”
此时“五粮液”还名不见经传，在酒铺里散卖。这种酒铺不卖热菜，顶多是花生米、豆腐干之类，成都人称之为“冷淡杯”。我们相对而坐，细细地品着酒杯里的酒。他说：“你知道不，这酒为什么叫‘五粮液’？它是五种粮食烤的，有大米、糯米、玉米、高粱、小麦，外加制作工艺，还得好曲好水。俗话说，粮为酒之骨，曲为酒之魂，水为酒之精……”
他说得滴水不漏，俨然是个评酒专家。我洗耳恭听，搭不上话。接着，他谈到报纸，问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新闻？”
我道：“每天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情嘛！”
他摇头，轻轻一笑：“错了！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难道都是新闻吗？”
我糊涂了，张口结舌答不上。他意味深长地呷了点酒，自个一笑道：“这很难讲明白，这样吧，我们职业有句行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新闻就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心的事情，决不是上面的指示和命令。”
我哦了声，睁着双大大的眼睛：真新鲜！
他又说：“新闻，是新闻记者在有新闻的地方去抢来的，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更不是领导讲出来的。我那时当记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个小贩，还得靠腿快、笔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记者只对所写的事实负责，不对谁的政策方针负责，所以很自由。你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就是新闻，是一篇长新闻，我们称为特写，现在称报告文学。”
他谈得有兴，我听得有味。于是，我对过去的报纸越来越有兴趣，诸如怎样才能办好一张报纸，应该多少人办，以及报纸的功能是什么，等等。
他真有学问，不愧是个老报人。他说：“报纸的功能就是监督政府，把官员们为非作歹的事情公诸于世，比如贪污呀，腐化呀，办事不公不义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给他抖出来，使他们再不敢做坏事！”
说到这里，他突然问我：“你知不知道《大公报》？”
我摇头。
他说：“20世纪上半叶，在williamhill官网 ，《大公报》是一张赫赫有名的大报。1902年创刊，时值清朝末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合接办。以‘不党、不盲、不私、不卖’为办报宗旨，坚持民间性，以文人论政为特色，在williamhill官网 新闻事业史上占有光彩的一页。他们批评指责国民党一党独裁，支持共产党民主政治，在当时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于1941年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
他讲得认真，我听得入迷，决心今后当个真正的报人，由不得问：“解放前成都有多少家报纸？”
他稍事回忆，如数家珍地说：“从三十年代算起，到1949年12月解放，60万人口的成都，至少有二十几种报纸，先后有《工商导报》、《大声周刊》、《民众时报》《民声报》、《西方日报》、《中央日报》、《成都快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兴中日报》、《时事新刊》、《国难三日刊》、《建设日报》、《南京早报晚刊》、《星芒报》、《复兴日报》、《党军日报》、《益报》、《新williamhill官网 日报》、《新新新闻》、《新民报》……”
我道：“这样多的报纸要多少人办啊？”
他说：“那时办报不像现在，我们《工商导报》有日报和晚报，不到二十个编辑、记者，可消息全是抓回来的，很少用中央社的稿件。”末了他补一句：“这些报纸有一大半是共产党办的。比如《工商导报》就是共产党办的。它1946年4月28日创刊，是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南方局指示创办起来的。”说到这里，他添加一句：“那时的报纸从不靠国家、政党出钱养，主要是有没有读者。如果报纸靠别人出钱办，那绝对办不好。所以张季鸾‘不党、不盲、不私、不卖’是办好报纸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报纸办得多不多，活不活，为不为老百姓说话，是民主政治的表现。”
此后，我热心于办报，力争做一个终身的职业报人，远在1957年初就和丘原、陈谦、遥攀等人提出自办一个叫《笑》的文人刊物，没有想到后来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七八个年轻人都成了“右派分子”。
老报人陈泽昆虽然在“整风鸣放”中从不发言，但由于特定的身分也名列其中。他作为二类处理，工资降三级，调到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去管总务。二十二年后我“改正”回到报社文艺组，他没有归队，后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天府旅游》杂志去做编辑。1982年冬，他约我去新发现的旅游景点“九寨沟”采访。我们坐着越野车，有说有笑，一路大谈办报一事。我忽然提出一个新问题问：“国民党蒋介石垮台溃败大陆，是不是与未搞报禁有关？”
他想了想说：“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国民党真正垮台的原因是它坚持搞独裁统治，以及官员们的贪污腐败。打垮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是解放军而不是报纸！报纸从来没有这个作用。如果我们国家放开了舆论，准许私人和社会团体办报，让人讲真话，说真活，就不会有‘反右斗争’和‘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灾难。”
他还说，现在共产党搞“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松动，可能会准许私人办报纸。他主张我积累资金，到中共准许办报的时候，一定要去试一试。
九寨沟一山雪，一地冰。我们住在当时唯一的招待所——诺日朗瀑布边的几幢简易木板房里，出我们之外，只有一位香港来的女游客。经交谈才知她是打工仔，月工资高达两仟港币，大大吓我一跳，方知两地收入有这么大差距！还和她聊起香港报纸，她说在香港谁都可以办报，关键是你有无实力。
夜里我和陈泽昆坐在火堆旁，商讨怎样办报如何办报，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他说：我还是那句话，“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报纸办得多不多，是民主政治的表现，是有没有言论自由的分水岭。”要把办报视为一种做人的责任与义务！三年后我“下海”来到北京，一边赚钱，一边想尽一切办法办报办刊，最早参预第一张民办报《williamhill官网 广告信息报》的扩展，后又自办《williamhill官网 市场信息》，尔后承办《当今农民》，再后组建《williamhill官网 公共关系报》。香港回归前，还在香港注册了《香港日报》、《香港晚报》、《香港晨报》，因各种原由皆未实现，一个字：难！
1998年六十五岁的他妻子死于癌症，不知为什么他竟和一位小他近三十岁的姑娘结婚，却不知这位姑娘要的是财产不是人？不久新婚娇妻私下与另一年青男人往来。年迈的他愤而跳楼自杀。
唉，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竟不知当今社会已非50年代的理想社会了！
他走了，却留下我这个办报希望不泯的老右派。而今故乡成都市已有五百多万人口，报纸却少得可怜！大概不足十份报纸，且全是官家的报纸，没有一张为老百姓说话的民办报纸。而我总想办张自己喜欢的报纸，为老百姓鼓与呼的报纸，为贪官墨吏闻而丧胆的报纸，不知这个心愿在有生之年可否实现。
二，情才并茂的杨蓓
她叫杨蓓，名字和人一样，是朵初绽人间的花蕾。她年长我七岁，故一直叫她杨姐。屈指，从相识相处到她离去，大约有四十多年，但近距离的接触交谈也就十多次。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姣好、娴雅、谦让、宽容，凝结着一切美的东西，是位高品质的女性。但很不幸，不到二十七岁即划为右派分子，接着赶出报社，送街道生产组“监督劳动”，接着在中学教书的老公，为求自保断然与她离异，一个完好的家庭连同希望破碎了。此后终身不嫁，伴着孤灯冷衾，和女儿张羽相依为命，一直至死。
她是《工商导报》（1949年前中共地下党和民主派合办的一张报纸，1956年4月更名为《成都日报》）的老报人，华西大学高材生，人长得漂亮，当年有校花之称。她文笔不错，负责影评、散文，对小说特别偏爱，可从不动笔。那天，五十一年前的那天，我从市委调到报社，推开文艺组那扇紧闭的门，全组人都惊喜地望着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工农子弟，以各种不同形式和方法表示欢迎，只有她静静地坐在那张属于她的办公桌前的藤圈椅上，不动声色地摇着手中那柄小小的檀香扇，香扇柄端的红丝结随着玉腕的蠕动像只彩蝶在飞呀飞。
她身材适度，脸颊秀美红润，著装简洁明快，一件天蓝色的旗袍，一朵白色的领花，无处不显示出女性的媚力与活力。她审慎地打量我一眼，不动声色地浅浅一笑，然后又埋下头翻看手中作者的来稿。我在想，好矜持的大家闺秀，对她是好感还是恶感说不清楚。几天后，全组人去耀华餐厅品评川菜鼻祖兰光鉴的烹调艺术，大家争相发言，似乎总没有踩到点子，待编委王畋（一个延安来的“老革命”，后来也是右派）转头向她时，她才张开薄薄的嘴唇，露出白白的米牙，柔声缓语说：“川菜是我们国家四大菜系之一，都认为是麻辣，其实只见其表不见其里。兰老师今天作出的这一桌川菜，堪称表里如一的正宗。它微辣而香润，似麻而爽口，既有淮扬菜之清爽，又有鲁菜之厚重，还有粤菜之鲜嫩，不错不错，大家大家……”我听后脱口叫绝：“杨姐，你说得太好了！”又一次（大概是周六），我和组里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后来也划为右派），还有她，去人民公园观赏盆景，三人在一处大石壁盆景前伫足不前。盆中石壁上立着一匹奔腾的骏马，迈开四蹄、凌空而起，象征着社会主义祖国“一日千里”的前进步伐。陈泽昆注目地看了看，笑着问我：“这马塑得如何？”我对马没有研究，也缺乏欣赏能力，粗略地望望，顺口答道：“就像真的一样，是徐悲鸿手笔的临摹吧？”“徐悲鸿的手笔不会这样拙劣。”陈以手指着不足之处说：“马在跑的时候，尾巴是直的，颈脖是高昂的。这匹奔马的尾巴却下垂，头也没有昂起。说明画家在观察生活时，忽略了这个细节。再有，这匹马画得没有特色，蒙古马不像蒙古马，伊犁马不像伊犁马，河曲马不像河曲马，说它是川马吧更不像。河曲马高大雄伟，背部略凹，头颈细而低垂，四肢瘦而蹄大，其特点是善于吃苦耐劳，灵捷勇敢，耳聪性敏，它和蒙古马、伊犁马号称我国三大名马……”他滔滔不绝地回答我的提问。我听后仍不满足，又提出新问题问：“项羽骑的乌骓马又是什么种类的马？”他把球抛给杨蓓：“你帮我回答小黄提出的问题（我时年二十一岁，全编辑部的人都这样叫）。”她浅浅一笑，脸上旋起两个小酒涡，轻轻启动红唇说：“乌骓是指马的颜色，不是马的种类。照古时的说法，浑身纯黑的叫骊，赤身黑鬃的叫骝，苍白杂黑毛的叫骓，黄色间白斑的叫骠，黑白相间呈铁青色的叫骢，白马黑脊的称为麟……”我听呆了，她肚中竟然装着这么多的东西，真叫人羡慕！
还有一次，我和她一起闲聊，探讨小说有关写人的一些细节。她告诉我：“要想得金子就要善于发掘，发掘得愈深金的纯度自然会更高。写东西也这是这样，平时对生活观察得仔细，写出的东西就新颖细腻。虽然每个人都有耳朵，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会使用耳朵。巴尔扎克有句名言：“拿破仑用剑没有征服的，我要用笔去征服它。”不过，搞文学的人易于在文字上出差错，正如会泅水的人，易为水淹死一样。”她的回答不紧不慢，柔声细语潺潺流水，浇着我渴望知识的心田。对她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我由衷的钦佩，不过又敏感地发觉她话中有隐忍。
相交日久，相识更深。她发现我不但是个求知欲特强的小青年，也是个不趋炎附势的非文化人，提防之心自然消减。秋燥的一个下午，我们两人去大华电影院看《一江春水向东流》试映场（五十年代各影剧院凡上演新节目，都要先请报社人去观看，然后写出影剧评论文章指导观众）。在归来的路上她忽然问我：“小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出自何人之词？”我道：“还有谁？亡国之君的李煜，李后主嘛！”接着，我把全词复诵了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雕栏玉砌应犹在，只似朱颜改……”。她点点头满意浅浅一笑，似沉思似回忆地说：“你背得一字不拉，且有韵味。我再问，你知不知道李煜就为这首词送了命？”我愕然，张着嘴，听得她继续说：“文学这东西一不注意就会惹出祸端来。宋太祖赵匡胤读了这首词后，认为李煜亡国之心不死，有反意，即下令用药酒药死李煌。唉，李煜何曾有反意，不就是个文人嘛？历史上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事情啊！”
哀叹，伤感的情绪笼罩着她，而处在“春风得意马蹄轻”的我，自不以为然，反用教训人的口吻说：“杨姐，你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旧时代是这样，文人易受文字狱之害，可现在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怎么会有文字狱呢？出现文字狱的时代早已经为我们党和毛主席埋葬了。杨姐，你有才华，你有功底，我希望能看到你写的东西。”
她摇摇头仍浅浅一笑，只不过这笑里有忧郁，说：“我不会写，纵会写也不敢轻易动笔。不像你出身成分好，有什么也不会是立场问题。可我是旧报人，说不清楚啊！有时真想改行，可我又喜欢文学，真矛盾。”我无言，心里揣测：可能在哪次政治运动中她为文字事吃过苦头，或是在胡风事件中受到过审查？直到今日还有那么多顾虑。出于帮助同志，我坦露胸怀道：“杨姐，是呀，历代统治阶级，总是用高压的手段禁绝言论诛杀知识份子，制造文字狱，屠戮写文章的人，结果呢？只能是加速他们的灭亡，国民党蒋介石不就这样吗？这些惨痛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作家、艺术家，决不会出现文字狱！”她对我大言不惭信誓旦旦的说教，报以无声地浅浅一笑，算是回答。
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领导上安排她和我去省府招待所采访巴金。在回归的路上，我突然提出一个问题问她：“杨姐，他怎么起这么一个怪怪的名字，巴金？”她道：“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怪，代表着他的信仰”。
“信仰？”我感到莫明奇妙，睁著一双大眼睛听她的下文。她是个装有一肚皮知识的大小姐，读了不少书，对每件事都能说出一个道道来，还喜欢把自己的知识告诉后来无知者，就像普罗米修斯乐意把窃来的天火分给别人，让黑暗的世界更光明。
她启开微涂唇膏的小口，娓娓地吐出一串串闪光的珠玑，深入浅出地说：“巴金，是两个人的名字。巴，是巴枯宁；金，是克鲁泡特金，这两个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听说，巴老年轻时崇尚无政府主义，追求个性上的解放和创作上的极端自由，不愿意受任何约朿，这思想在他早年作品中表现得淋漓致尽。正因为他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所以才能写出那么多震憾人心的好作品，我读中学时就是他的读者，而且读得入痴入迷。”
我静静地听著，待她稍歇时才插话问：“搞创作的人是不是都喜欢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不是创作上的自由？”她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只好浅浅一笑。不久，一场以杀灭知识分子言论和思想自由为宗旨的“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我因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早于她二十多天划为右派分子，在批判斗争我时她从不发言，总是静静地平心地听着，偶尔投来关注与同情的眼光。但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发展，她也被揪了出来，事情引起的原因，是她和同组新调来的编辑邱乾坤（也成了右派），奉命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写了篇通讯《棱窝访劼老》，文中引用李老之言：“流沙河、丘原、晓枫，是省内有才华、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者，虽有错误，党要爱护他们、关怀他们……”便成了为右派壮胆打气的“毒草”。开初，她置之一哂，没有怎样去理睬，来去上班依然装束清丽，谈吐自如，没当成一回事。报社几次开她批判斗争会，就是斗不起来，会场冷冷清清没人发言。一则她人缘好，二则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负责抓右派的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不愧是抗日时期老干部，拿出“挖地三尺”的硬功说：“她是华西大学校花，校花有什么好东西？从她人品上去找！”主人吩咐，打手们敢不执行，经过几天外调，美术组一位画师立即炮制出一幅别开生面的漫画大字报：画面上的她，浓装艳抹，坦胸露怀，修长大腿赤裸到臀部，站在一部吉普车上兜风，两个大鼻子老美紧紧地搂着她。画上一行大字：“交际花杨蓓丑态”，你说缺德不缺德？
williamhill官网 是个封建国家，自古有“男怕背盗，女怕背娼”之说，贞洁对一个女人来说重于生命。无论富与贱的女人，一当她和娼或是作风不正沾上边，就彻彻底底完了：是姑娘嫁不出去，是妻子丈夫会马上离婚。贞洁，比生命还贵重的贞洁！当她一看到这幅漫画，微笑立即消失，清丽再不浮现，自此低头勾腰像个小偷，在人前矮了半个身子。没过多久时间，她十三中教书的老公，向她提出离婚，她没说一句话，默默地咬着嘴唇，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带着幼女张羽独处而生。
此后，我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十五个年头后的1976年逃出樊篱，在成都流浪。突然在她住的地方碰上她，我转头欲走，她追了两步叫我：“小黄！”我站住，不敢正视她。她布衣粗鞋，一副劳作打扮，脸庞不再红润，秀丽早已逝失，粗粗劣劣像位五十多岁的大娘。她不问我什么，快速地塞了两斤粮票和十元人民币在我手里，然后凄凄一笑无声地走了。再四个年头后的1980年我“改正”回到报社，又同在文艺组，只是办公室一分为二了。见面时她仍浅浅一笑，但这笑凄然，双颊也不见酒涡，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看稿戴上老花镜，并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烟，一支接一支，不知是过猛还是强吸关系，时而爆出揪心的剧烈咳嗽。她见我第一句话是（也就是这句话）：“我知道你会回来！”
我们生活工作又回到二十三年前，看稿件处理稿件，但再没有多余的话聊，更不谈论艺术什么的，她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次我实在忍耐不住试探性问一句：“你就这样？”她浅浅一笑，满是皱折的脸上像道道水的波纹，她不动声色说：“这样不是很好吗？”
话虽如此，我看见在那笑的眼波里溢着亮亮的光点，是没有滚出的泪珠。
她的女儿张羽因未读到书，不能顶替妈妈工作，好在组织上照顾，安排在报社作小工，成天蹬着三轮车来回运送物件，干着男人们干的活儿。一次我偷偷向她建言：“你怎么不提要求，把张羽调到排字车间去？”她笑笑：“很不错了，很不错了，得感谢组织啊！”后又听说，离婚未娶的爱人张某向她道歉，向她提出复婚，但遭拒绝。后来我“下海”来到北京打拼，听说她多次申请入党，竟然被批准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特地回报社去看望她，可她什么话也不说，一见着我就快步地溜走了，只见办公桌上留下几个无言的烟蒂。两年后，听说她患了不治之症的肺癌，累死在工作上。辞世时不足六十岁，唉，一朵被捏碎的花……
三、一生悲愤的王畋
这是一个怪怪的题目，却是一段辛酸的往事。可就这么一个不轻不重的巴掌，让我的老领导，不仅丢了总编室主任之职，还开除党籍，行政从十三级降至十九级，一脚踢出相府，贬到成都草堂寺当园艺工，再未回到报社，一直老死在那里。而且这“一个巴掌”，是为我而拍的，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年，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时不时地浮上来，直到今天才化成这段辛酸的文字，让我欲哭无泪，好不容易坚特地写了下去，就为着这“一个巴掌”啊！不知谁个文人，写了首撑船竹竿（四川人叫篙竿）的词，全联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两句：“休提起，休提起，提起珠泪满江河……”。这短不足十三个字的句子，是多么形象生动，叫人回味无穷啊！
他的一生，就像撑船的竿，跟着共产党，追随毛泽东，从抗日战争，撑到“解放”战争，又从“解放”战争到撑进军西藏，马不停蹄，身不解鞍，置危险于不顾、视死亡如归，驾着一叶渴望民主自由之舟，冲破惊涛骇浪，迎着暴风骤雨，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平静的港湾，却被自己人打沉下去，一直沉到最底层，再也浮不上来，应了这“休提起”的词儿？
他的一生是灾难的一生，悲剧地一生，也是共和国一幅灰色的画卷，不，是上世纪williamhill官网 广大知识分子的灰色画卷！可是，我们曾为之发狂过，钟爱过的共和国，直到此日此时，也不愿更换这面旗子的颜色，仍视为骄傲，那就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地重新为它涂色。
五十年前三、四月份，正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万象复苏的春日，一时被艺术家们称为文艺的春天。可是一些讨厌春天、喜欢狞鸟的人，早已举起兰黝黝地双管猎枪，藏在花丛绿草深处，瞄准一只只唧唧啾啾的小鸟。四川打的第一只鸟，就是《草木篇》的作者流沙河，没有想到后来中弹的竟有一万多只鸟，有的还是飞不起的雏鸟。我们《成都日报》小小的文艺组有六只鸟，四只被击中，想不到他这个老革命也中了弹，就是这“一个巴掌”，一个不平的巴掌。
那天，他轻轻推开我们文艺组办公室的门，拿着修改好的稿件清样，征求杨蓓姐的意见。杨蓓挪把藤椅请他坐下，浅浅一笑说：“老王，你是头，定了就是。”
“那不成，得再看一遍。”他把划有红铅笔的修改清样，交给杨蓓，静静坐在那里默默恭候。
他的级别虽然比总编高，资格比市委宣传部长老，但从没有官架子，对谁客客气气，温文尔雅。不知是身体原因，还是节俭之故，他总是喜欢穿着那一身黄呢细料军服，鼻梁上架付茶色水晶镜，这恐怕是雪域生活留下的后遗症？脚下蹬着一双长长的马靴，加上一米八几的个子，纵坐着也高出杨蓓一个头。
组长肖青说，王畋是老革命，老报人，学生时代就参予办报纸，在延安时当个编辑。后随军南下，西藏“和平解放”时，就是《西藏日报》总编辑，因患有心脏病，不适宜高原气候，调回内地休养，暂时在《四川日报》上班。去年《成都日报》创刊，市委向省上要人，便调他来作总编辑室主任，负责报纸的终审。批判《草木篇》是全省的一件大事，所以他抓得很紧。
他待杨蓓看完清样，见未提出意见，便说：“诗无达诂，不知这提法对不对，老拿不定主意。我翻查了下《辞海》，好像也说得不甚清楚……”
他说的是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教授，昨天在省文联座谈会上，对众多批评《草木篇》的意见，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提出“诗无达沽”的见解。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对一首诗的看法理解，都不是一致的。比如杜甫《赠花卿》一诗：“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几百年来说法就不统一，莫衷一是。有人说，是写锦城音乐的优美动听；有人说，是写达官显贵的糜烂生活；，还有人说，是对崔光远部将花敬定，在蜀地动用天子礼乐的抨击……故诗无达诂。现《草木篇》也是这样，有人说它是“反党毒草”，有人说它是寓意抒情的休闲作品，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
我文化知识水平低，不懂得“诗无达诂”这四个字的意思，从旁插一杠子，问：“什么叫诗无达诂啊？”
他正正茶色眼镜，那瘦削少肉的脸上，浮起层善意的微笑，说：“达，通达、贯穿；诂，解释或叫注释。诗无达诂，就是一首诗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思，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解释。”
“不错，是这样！”年轻人嘴无遮栏，何况我自来心直口快，连珠炮地放开了：“这不是和瞎子摸象一样道理吗？三个瞎子摸一头象，摸到象鼻子的人说，象是条石头；摸到象腿的人说，象是根木柱；摸到象腹的人说，象是堵墙板……”
他嘿嘿地笑了起来：“小黄，你还真会解释。”他站起拿上清样，又注目地看了杨蓓一眼说：“就这样定，明天发一版。”
“老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这个时候发好不好？会场就有人说，张默生在为流沙河开脱。”杨蓓一下顾虑起来，欲言又忍：“我怕……”
“怕什么？又不是你的观点。”他停住脚，再看了遍手中的清样，不无关怀地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各有各的观点，都一个腔调了，还争鸣什么？你是参会的记者，照录而已。再说，对《草木篇》的批判也有失公允，一组散文诗嘛，哪就有那么多问题？我签发的稿，我负责！”
我是流沙河的支持者，穿连裆的人，对他无畏的精神深表敬佩，立即表态：“王主任的意见，我同意！”
待他走后，杨蓓姐久久抱住头没有说话，心不在焉地不知想什么。事隔了一周，我和她外出采访，忽然她叹口气说：“唉，老王怪可怜，三十六七的人了，还打着单身！”
我惊了，两眼怔怔地望着杨蓓，问：“他没有结婚？”
她一边走，一边细细说，“他向我讲过多次，1941年，他和中学相爱的一个叫什么？哦，哦，叫袁静的女友，从山东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后两人分在一家什么报纸作编辑，感情好得不得了，相互留有生死与共，百头偕老的誓言。后整风，延安大抓特务。有人检举，说他们两人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又打、又斗、又关，搞了大半年。后来他放出来了，袁静经不住革命考验，自杀了。至此，他没有再找女朋友，一直怀念袁静，说她人品好，又有才华……”
我听得心里酸楚楚，重沉沉，不知革命道路有这么多坡坡坎坎，“考验”，还会把人“考验”死，竟叹起气来说：“杨姐，他那么好个人，你怎么不帮他介绍个对象？”
她没有说话，快到采访目的地了，才敞开了点心扉：“小黄，你不了解知识分子，没有合心合意的对象，宁愿打一辈子单身，结婚比不结婚还痛苦。”
我听后，真不知该说什么？也许我年轻，正处在“人约黄昏后”的浪漫岁月，不知男女感情这么复杂！自此我方注意，王畋总喜欢到我们办公室来闲聊，特喜欢和杨蓓聊，不过都是些文学和工作上的事情。
一次，我去他办公室送校了的清样，他留我坐了会儿，除问我最近在写什么作品外，还问我杨蓓请假未上班的原因。我道：“听说她得了感冒，在医院输液。”
他听得认真，不停地吸烟。此时，我方发现他烟瘾特大，桌上一个大瓷盘里全是烟蒂，办公室全是浓浓咽味。我便关切地说：“王主任，今天不来你办公室，我真不知你吸烟吸得这么厉害，一天能吸一包吧？”
他怕呛着我，忙推开窗户，取下鼻梁上茶色水晶眼镜，用擦布不停地擦镜片，尔后，久久默默无语望着手中那支烟，似乎在考虑怎么回答我堤出的问题。约莫两分钟后，才不好意思地一笑说：“我吸烟从不出这间办公室，只要一坐下就抽，一天至少两包。”
“两包？”我睁着双大大的眼晴。
“对，两包。”他静静地不动声色说：“我用它解闷，用它伴工作。唉，十多年了，也就成了习惯。”
相视沉默了好一阵，只有腕上手表在嘀嘀哒哒作响。他换支烟，吸上说：“你杨蓓姐是个才女，工作又拿得起来，不容易啊！”
到了1957年7月，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在报社开展起来。在市委工作组的授意下，极积分子把我发表在《草地》文艺月刊上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和两个未发表的铅印续篇《向党反映》、《上北京》张贴出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我不服，写大字报反击。为了制服我的“嚣张气焰”，在一次报社召开的全体编采人员定性大会上，不少事先布置好的极积份子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不但不检查，还质问那些积极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是反党的右派分子！”
气得他们拍桌大喊、大叫、大骂：“你为什么要写反党小说？你早就背叛工人阶级了！”
“放屁，谁背叛了？”我据理力争，毫不退却，说：“是党提倡干预生活，是毛主席主张揭露生话阴暗面。既然我写的是反党小说，省文联机关刊物《草地》为什么要发表？”
极积分子们底气不足，占不了辩论上风，气得干吼，会场一片混乱。
这时，他挺身而立，突然把桌子一拍，道：“吵什么？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嘛！”
会议嘎然而止，积极分子们一下泄了气。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报社走廊一切空隙之处，口径全一致：“打倒老右派分子王畋！”
“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
“王畋必须向党低头认罪，交待自己反党罪行！”
真叫立竿见影。接着，他被停职，再后和我们十多个揪出的“右派分子”苏定生、孙文元、陈泽昆、杨蓓、邱乾坤、宋得贵等，一起集中劳动。他天天见着杨蓓，但从不说一句话。后来，我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行政十三级降为十九级，到草堂寺当园丁；杨蓓自被划右派后，老公划清界限，提出离婚，去了街道生产组。
二十三年后的1980年12月，我“平反”（我是判过刑的“反革命”）回到报社文艺组仍作编辑。一天，我特地骑着单车，去草堂寺看望他。
他也早己“改正”，但不愿回报社，自愿留在草堂寺做高薪顾问。他有单独住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但仍是单身。此时，他已近六十岁，还是那一身装束：黄呢细料军服，鼻梁上架付茶色水晶镜，脚下蹬着一双长长的马靴，却多了一付拐杖，脸上多了些黑褐色老人斑，一走路就拄着拐杖，有点未老先衰。岁月不饶人呀！我心里在说。他将我让到他的住室。住室很洁净，一张单人行军床，半套沙发，一张精致的圆桌。在他那常坐的藤圈椅前，有个铁皮火炉，里面燃着蜂窝煤。炉上放着个铜茶壶，茶壶不停吼叫，壶嘴吐着长长白汽。
他若有所失不停地吸着烟，烟瘾似乎比从前更厉害，吸着吸着，时不时爆出阵剧烈咳嗽。我有点不安，想提那“一个巴掌”的事，可他没点兴趣。我坐在沙发上，品着茶，从生活入手问：“身体好吗？”
“好！”
“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
“为什么不回报社？”
“不回！”
“这儿比报社好么？”
“好！”
他的回答，没有个多的字，不知为什么，我有种说不出的难受，难受得心在颤抖。在我离开时，他突然问：“杨蓓复婚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她说没有意思。”我心里一亮，想搭个桥。
他“哦”了声，嘎然关住心扉之门，再不说什么。
我由不得关切地问一句：“带信吗？”
他无表情地摇摇头。
分别时，我紧紧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冷，但有力。两年后，他心脏病发作，未送到医院就死了。此时，我在西藏采访，赶写“和平解放”三十年的报导。回归时，我去草堂，草堂人说：火化后，骨灰由他侄儿带回了山东。
我反为宽慰，觉得他的魂魄总算有了个长眠之地，有侄儿守护，不会孤独了吧？也许，这就是革命对他的回报吧？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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