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williamhill官网 2015年07月04日讯】最近香港的伪普选方案被否决，带出了一件值得留意的风波。
在否决的最后一刻，出现了突变，亲北京议员突然在投票前大量离场，虽然看起来想要达到“法定人数不足导致表决失败”的结果。但实际上因为号称支持伪普选方案的议员，行动不一致，导致了不仅伪普选方案被否决，还是28：8票的大比数否决。
不久之后，亲北京阵营的议员在手机的Whatsapp的通讯软件，讨论群中的通讯内容，外泄到香港传媒处，爆出了巨大的丑闻。详情可以搜寻关键字看相关的港媒报导，其中包括号称公正中立的立法会主席，在通讯软件上指责非亲北京议员为“贼”，指挥亲北京议员部署。
而这只是丑闻的第一步，接下来港媒再连港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代表的Whatsapp群通讯都被爆料，内容是他们指责亲北京议员是垃圾议会。
先不论以上的泄密真伪，这完全是一场间谍风云。
我们可以如此判断：如果这些泄密是真的，那么就是有不明人士在议员中混入了内应，以泄密去操纵形势，假设是伪造的，但是亲北京议员无一出来声言这些是假纪录，那意味着更复杂的操作。
不论哪一种，都是企图透过操控情报去大幅影响香港政情。而香港人也从这次事件中留意到：间谍和情报泄漏的威力，比起游行示威，以致各种军事手段更具政治破坏力。
自从九七之后，这些情报操作为主的间谍手段，在香港日渐变得盛行。
例如在伪普选争议中，出现大量说普通话（香港的主流语言就是广东话，九七后去到今天亦没有改变），身穿号码，戴着制式衣服的人员出现支持政府。并在伪普选表决结束后迅速集体离开，雨伞革命中有大量黑社会袭击抗争群众，或混入其中滋事。
最近亦有香港市民留意到，午夜有人放抹黑非亲北京议员的横额，并自行拍照存证。香港也经常爆出或流传议员或其亲属、名流、似乎被抓到把柄威胁，而导致了政治和言论立场突然大变。
这些都是情报战的手段，我们先不揣测到底是谁策动的。但是这些原本是国家对国家等级的情报战，已被某些人等或组织，在（很可能来自公权力的）海量资源的支援下，应用在香港城市的市民上。一生没想过自己会涉身情报作战的香港市民来说，他们初期自然是难以招架，被扰乱及迷惑，但是渐渐的已意识到，香港正陷于一场不流血的情报战争当中。
当然这在很多动荡以及走向艰难民主化的国家中，是不陌生的，不信任民主制度但被迫参与民主制度的既得权力者，因为他们鄙视这种制度，往往乐于使用各种手段去破坏民主制度的运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就是被大量情报渗透的结果。当年这些情报战的技术，自然也后继有人，不会从此消失。
在专制统治者的想法中，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立场，就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而被征服者只是屈服了的敌人，百姓们就是敌人。因为征服和压制这些敌人，自己才能够拥有统治的权力。为了维持统治，他们既然不介意对百姓们使用暴力，自然也不介意对百姓们使用间谍战。甚至在他们的心目中，使用间谍不杀人已经是很文明礼让的表现。
我们很可能会质疑：对自己的百姓使用间谍战是不道德的。但对于专制统治者而言，对百姓使用间谍战就能解决统治的问题，是非常值得和合理，甚至是仁慈的选择。因为我不杀你而只迷惑你，尚且保住一条小命，已是大恩大德。
间谍看似是一种国家安全的议题，但“国家安全法”可以处理这问题吗？这里最奇妙的地方是，如果是自己政府，或宗主国的政府，视百姓为威胁，而对百姓使用间谍战，那么就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处理。因为在我们眼中，只有外国会对自己国家用间谍战，从不考虑“政府会对平民使用间谍”的问题。而香港亲北京议员的例子则指出，间谍们渗透立法或行政高层，掌握政治权力也并非罕见。
当然情报战也不是无敌的，正如西哲有主张过的，社会的复杂并非任何一个人或组织能完全掌握的。故此，资源再丰富的情报作战，也无法掌握全局，反而往往会出现大量的漏洞，而出现失控，就像唆使讲普通话的人去香港饰演示威群众，其实是非常粗糙难看的行为。操纵间谍战的人是聪明的，但不代表他底下的间谍和中层指挥者也是聪明的。
比起以法律去处理这些问题，全民国防，增加对社会的归属感和守护意识，谨慎的面对外来力量，更可能固本培元，增加这些间谍战的困难和成本。这也是台湾必须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