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被党内政治逼成了精神病(图)

保密员忆林彪:他被党内政治逼成了精神病 图

发表:2015-07-16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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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文革旧照

内勤

1964年底,我从北京到上海担任林彪内勤的时候,林彪住在徐汇区太原路的一座房子,那里的内勤有两个人,一个叫刘文儒,一个叫屈真。我去了以后,与刘文儒一起照顾林彪,还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渐渐地林彪也找我记录他口述的一些东西,誊抄他报送毛泽东、中央或中央军委的信件、公文稿等。

林办工作人员大体分为四摊,即秘书、内勤、警卫人员和外勤。内勤除刘文儒、屈真和我三个人外,还有王淑媛。我们四个人是林彪一家人的贴身侍卫,所以叫内勤。外勤是指司机、厨师、通讯员、管理员、锅炉工等,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不经传唤不进内宅,所以叫外勤。

内勤除负有一般性的近卫安全职责外,主要任务是负责林彪的饮食起居、健康护理、传唤接待等。除王淑媛外,我们三个人都是从部队挑选的现役士兵。刘文儒、屈真两人都受过专门的医护训练,有一定保健知识和护理经验,唯我是个门外汉。

刘文儒是内勤组长,每天要记载林彪的《病程日志》,像朝廷的史官一样,把林彪当天的主要活动、言论以及饮食、健康状况等情况一一记录在案,文字简要,是研究林彪的重要资料。1966年8月,刘文儒下部队后,屈真过来照顾林彪,这项工作即由屈真来做。他们两个都是极端踏实、极端细心的人。刘文儒调走后,林彪一边踱步,一边不停地叨咕“大刘,大刘”,一天竟停住脚步问我:“大刘呢?”我说:“大刘下部队了。”他听了仍像犯魔怔一样嘀咕:“大刘下部队了,下部队了。”

内勤几个人一天到晚跟林彪一家打交道,几乎像林彪的家庭成员一样,对林彪的日常生活、工作习惯、脾气秉性以及健康状况等细枝末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时时注意。林彪怕风,人从他身边走过时产生的那点“风”,他也会设法躲开。但内勤无论什么时候从他身边经过,他从不会躲。因为我们从他身边经过时都会放慢脚步,尽可能不让风生。林彪爱吃烫嘴的饭菜,我给他送饭时就尽量脚步快点,不让饭菜变凉。林彪入睡后,我们都会脱掉鞋子悄悄离开卧室,然后轻手轻脚地打开客厅的窗户通风、清扫。

林彪每年都要去外地住些日子。每到一处,内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扯电线、安电铃。在林彪居住的卧室、活动的客厅、走廊,乃至卫生间,都装上电铃按钮,电铃指示牌装在内勤值班室。电铃指示牌上的每个编号都对应林彪活动的每一个场所,比如,1号牌是卧室,2、3号牌是客厅,4号牌是走廊等等,林彪只要按一下电铃按钮,内勤就会很快来到跟前,把林彪交待的事情立即去落实。

我给林彪当了两年内勤,1967年起又当了五年保密员。随着时间推移,林彪在我心中的感觉,渐渐由崇高变为平凡,由尊敬变为亲切,由新鲜变为平淡。然而,林彪的睿智、深沉、清廉、奇特,却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林彪不是神,也不是鬼。林彪是人。

火柴与黄豆

我在上海见到林彪的时候,他正在客厅踱步。李文普对林彪说:“首长,小李从北京来了,今后就由小李和大刘负责照顾您。”因为是第二次见林彪了,我站着没有给林彪敬礼。李文普告诉我,林彪不让工作人员向他敬礼,林彪不伸手不要伸手与之握手。这样,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七年,就只是第一次见林彪时跟林彪握过一次手,敬过一个礼。林彪看着我,口气和蔼地说“好啊”,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回到内勤值班室没多长时间,电铃“嘟,嘟”响了两下,刘文儒告诉我:“首长在客厅呢,你去吧。”当我见到林彪时,林彪还在背着手踱步。他看见我进来,抬起右手用三个手指在空中连续做了两个捏东西的动作,便又踱步去了。我回来问刘文儒:“首长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刘文儒轻轻笑了笑说:“首长要吃花生糖。给,你给首长拿去,他抓了糖你就回来。”我接过刘文儒递过来的一个糖盒,快步返回客厅,林彪果然抓了两块花生糖便转身离去了。我回值班室也就二十多分钟,林彪又按电铃了,这一次还是比划着要糖吃。从这天起,我知道林彪在踱步时有吃零食的习惯。他吃我们自制的花生粘、炒黄豆,有时还吃炒蚕豆。每次只抓两三颗,但是一天要吃六七次,至于什么时候换样儿,由他说了算。

林彪踱步时有个爱好,就是划火柴。我常常看见他在踱步过程中,随手拿起茶几上的火柴盒抽出一根“噌”地一下把火柴点燃,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望着眼前闪动的火苗,然后再轻轻甩动手腕,等火苗熄灭后把冒着一缕青烟的火柴梗凑到鼻子跟前,饶有兴味地嗅一嗅残留的硝烟。

我们专门买一些梗又粗又长的高级火柴摆在林彪客厅、走廊的茶几上,随他去划。燃烧过的火柴梗林彪便随手往地毯上一扔,只要他不睡觉,也不让我们清扫。所以平时不管秘书进来或者有客人来,都可以看见满地的火柴梗。

叶群曾经解释说,林彪打了一辈子仗,忘不了战场上硝烟的味道。

踱步的学问

踱步,是林彪的一个重要习惯。一天当中,他除去睡觉、吃饭、会客、听秘书讲文件,其他的时间都在踱步。客厅、走廊都是他踱步的地方。北京毛家湾住地有东西两个客厅,面积加起来有近百平方米,东西走廊也有三十多平方米,给林彪踱步提供了很好的场所。林彪到外地去住,都注意选择环境安静,卧室和客厅宽敞的居所。

林彪踱步慢条斯理,平缓而有节奏。脚下穿一双老北京布鞋,似乎总是故意用脚后跟擦着地毯,每踱一步脚下便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他微微低着头,双手反剪,眼睛瞅着脚尖前方一两米远的地方,永远沉思的样子。时而会停下脚步,双臂合抱,抬头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时而会擦亮火柴,看着火苗,闻闻硝烟;时而会叫内勤拿点零食来;时而会拿起茶几上的铅笔,在纸上快速地写些什么;有时则叫内勤或秘书来,口述他的所思所得或对军国大事的意见。从这一点讲,客厅就是林彪的办公室,踱步是林彪办公的一种方式。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客厅、走廊、卧室以及卫生间这些凡是他能走到的地方都摆放茶几,在茶几上摆好纸和笔,使他能随时随地写下他的“思想火花”。

每天,我们都会在林彪上床休息后,抓紧时间把他写了字的散纸收集起来,放在客厅他座位前的茶几上。林彪早起洗漱后会坐在那里整理一遍他头一天写的东西。他认为重要的,会让我记录下来。他认为无用的,就随手往地上一扔,最后我会给他收拾起来送炉膛烧掉。因为林彪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眼睛不瞅纸和笔,因而写在纸上的字常常横不横,竖不竖,龙飞凤舞,字迹重叠,非常难以辨认,他如果认不出就会冒出一句话:“我也不认得!”

林彪的许多指示,是在踱步中作出的。林彪的许多“黑话”是在踱步中写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的林彪的几次讲话,也是林彪在踱步中构思而成的。

在林彪看来,踱步是休闲,也是思考方式、工作方式。他甚至把“闲着”、“踱着”上升到领导科学的高度,几十年持之以恒。他写道:“空着——即是在想着——不要以为空着是白过,是浪费了时间,踱着、躺着、玩着、静着,皆是想着……”“忙着——就是没有想,没有可能想,故不可忙。”

“闲着——即是在做思想工作,在进行领导。”

林彪也有不踱步的时候,那就是他自己感觉“生病”的时候。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情绪低落,踱步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少,有时甚至整天蜷缩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不声不响,像活死人一般。

“永远健康”的病号

从到林彪身边工作那天起,我就不断从叶群和周围人的口中得到这样的信息:林彪一生转战,受过五次伤(叶群说七次),尤其1938年遭阎锡山军冷枪,伤及中枢神经,致使交感神经功能失调,因而怕风怕水怕光怕声响;见林彪不要行礼,不要主动说话,不要快步从身边走过;林彪召见问事,站得不要距他太近,说话声音不要太高,不要嗦,谈话时间不要太长;林彪的客厅、卧室平时门窗要关闭严实,他睡觉后要保持环境安静,等等。如此这般,约定俗成,信号逐渐加强,慢慢成为守则,人人严格遵守,连其妻子儿女也不例外。我虽然从未听林彪本人提出过诸如此类的要求,但我发现林彪本人从不反感人们这样做。

在上海太原路住的时候,有一天,林彪告诉我:“你检查一下,是什么声音?”我仔细辨认许久,才听出从卫生间里传出的“咝,咝”声,原来是抽水马桶关闭不严有水漏出来。我看见,林彪显然有些烦躁。

林彪身体最常发生的问题是“出汗”。因为爱出汗,所以常“着凉”,且常伴有低温。林彪“出汗”不分四时、不论昼夜,随时随地都会莫名其妙地出起汗来。每到此时,林彪便会靠在沙发上,微闭双目,一动不动。这时,不管有天大的事他也不听,不论何方神圣来访他也不见,一般两三个钟头以后才会起身重新踱步,或叫内勤来,口述他总结的出汗的“原因”。

下面列举几条林彪20世纪50年代亲自总结的“经验”:

“胡桃吃后背发冷”;

“茶叶吃后膀胱出汗,容易受凉”;

“扁豆吃后着凉,青豆吃后出汗”;

“芝麻吃后感觉不佳,今后禁吃”;

“过去能晒太阳时有低温不退,自从吃红豆后有低温能退”;

“长春吃猪肉后能减少汗,北京吃猪油能使手心出汗”;

“在上海有一次从无光的地点转到有光的地方坐,感觉身上不很冷了,可见光很重要”;

“低温时不可刮脸,不可散步(放风),只可穿好衣服起床坐着……”;

“勿出城,勿坐车,城内城外,车内车外,冷热相差甚远,最易受病。”

类似这样的“经验”林彪几乎每天都在总结,内勤负责记载的林彪的《病程日志》几乎每天都有类似内容。

除了爱“出汗”之外,林彪另一个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失眠。他每天上床睡觉前都必须先吃安眠药、打催眠针,否则便不能入睡,往往半夜里还要加服一次,甚至两次安眠药,或者再打一支催眠针才能睡一会儿。他用的安眠药、催眠针剂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安全有效的速眠类药品,如鲁米那、巴比妥等,但用在林彪身上只有大剂量才管用。

林彪在他的疾病问题上常持唯心主义、片面性态度,不仅使人觉得有些荒诞可笑,而且也使他讳疾忌医,因为无法及时获得有效治疗而常年深受折磨。我曾多次亲眼看见林彪发病时的情景:瘫痪似地坐在那儿,头倚歪在沙发上,双目不睁,面色煞白,嘴唇紧绷,一动不动。如果有人进来,他就微微抬起一只手掌,简单地摇摆一下,示意不要打扰他。遇到这种情况,内勤会及时向叶群和秘书通报,他们便不讲文件、不报事。秘书们谁也不怀疑林彪是无病装病。

林彪不相信医生,也不知道有保健医生在为他服务。保健医生也从不去见林彪。有人说他相信药典,但我给他当内勤两年没有见到他翻过一次药书。我在整理图书时发现,他曾经看过的《药理学》一书中写了不少批注,其中一条写道:“中药不可服,错、对,均无案可查,无经验可用。”这说明林彪也不太相信药书和中药。他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的经验。1966年春的一天,林彪说青蛤“止汗”,点名要吃福建漳州一带产的青蛤。韩先楚很快派人给弄来了,林彪只吃了两个就不吃了。他总结“经验”说,吃青蛤“手背疼”。1968年夏初,林彪连续几天发生不明原因低烧,叶群与保健医生商量,决定给林彪做一次体检,但是无论怎样劝说,林彪就是不去医院。无奈,只好说服他同意请解放军301医院的几位专家来,把X光机等设备搬进毛家湾他的卧室,才做了一次体检。结果表明,林彪身体内部器官并无大的毛病。但是,林彪的表现依然是一副病态。

林彪1938年那次负伤捡回一条命,但却给他留下终身不愈的病痛。林彪的病到底是什么病,我在林办那些年并没有听说哪家医院、哪个医生给下过明确的诊断结论。所谓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只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解释了林彪为什么对风、声、光、温度等外界刺激反应敏感。保健医生蒋葆生认为林彪有精神病。林立衡也说,叶群曾对她说过,林彪的病是精神系统的病,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只要辞职,不让他当接班人就会慢慢好起来。林立衡说,为此林彪曾向毛泽东提出辞职,不当接班人,毛泽东不准。

据我观察,林彪用脑过度,入睡困难,睡眠奇少是影响他健康的一大因素,加之清教徒一样极其简单的饮食,且常年不做调剂,造成一定程度的营养不良,也严重影响他的身体健康,以致常年体重不过90来斤,50多岁时就像一个耄耋老人。

在当时的中央和军委领导高层,林彪身体不好不是什么秘密。即使在林彪死后,也没有听毛泽东说过,林彪是没病装病,是韬光养晦。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关心林彪身体,支持他休养调整。

在林办的档案里保存着毛泽东1963年12月14日写给林彪的一封长信,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林彪同志: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信尾,毛泽东又写道:“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毛泽东把他亲笔抄写的曹操的《龟虽寿》诗全文寄给林彪:“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幅珍贵的书法作品在林办档案中保存多年,1971年8月8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叫吴法宪索回转送给了病中的康生。

毛泽东对林彪不能主持工作,不能出席会议也给予充分谅解和关照。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已成为接班人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多次说过“林有病,可不出席”一类的话,或者明确指示让叶群代表林彪开会。林彪本来就不爱参加会议,经毛泽东这么一讲,也乐得逍遥。

当然,林彪也有以身体不好为借口推逃公务的现象。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过一个星期了,林彪还赖在大连不回北京就是一例。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大闹怀仁堂”后,毛泽东召集会议批评他们,林彪不出席也是一例。1970年12月,毛泽东让林彪见斯诺,林彪说,“斯诺是熟人,见面后他什么都问,不好回答”,于是也以身体不好为由拖着不见。至于平时以身体不好为挡箭牌不开会、不会客的现象就更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在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同时,也喊“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的口号,殊不知,林彪是个弱不禁风的病号。

 



来源: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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