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天翻地覆
这是个富人倒霉，穷人翻身的时代；这是个传统礼教被打碎，马列共产风兴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夜之间我从学徒跃升为国家的“主人”，穿上灰制服，戴上八角帽，腰上插着手枪，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多威风！一，拜师学艺苏裱店我的学徒生活有两次。第一次是1947年春至1948年夏，学的是苏裱；第二次是1948年秋至1949年冬新政伊始学的是制茶。为了述诉方便，先说第一次。
中原逐鹿，内战爆发，蒋介石和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党，不顾八年抗战满目疮痍，不顾老百姓生生死死，为了争夺紫禁城那把龙椅，乓乓乒乒地打了起来。神仙打仗凡人遭秧，物价一日三涨，父亲小杂货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收入日不敷出，过罢民国三十六年大年，再无力供我读完高小。一天他红着眼晴向我说：儿哟，我对不起你，不是当爸爸的心狠，实在没有能力让你再读书，送你出去学样手艺，将来才有碗饭吃！
学什么？经父亲朋友介绍，去到上西顺城街一家叫申五苏裱店的当学徒。老板叫白申五，是个胖子，对人要求严格，传统观念重，惜钱爱命，是个既不满国民党又怕共产党的的人，虽是单间铺面，生意做得不错。师娘身段瘦削，喜欢打伴，脸上有条长长的肛疤，注重鸡毛蒜皮小事，嘴碎得像麻雀，成日吱吱喳喳说个不停。店上有两个师兄，一姓叶，犀浦人，已满师，在“参师”（学徒有个规定，三年满师后要参师两年，参师中只能拿工资的一半，以示报答师家）；另一位姓刘，已学了两年。
苏裱业是艺术活路，行规封建性质重，先得拜师，一当磕了头就是终身弟子，得认师父打骂处置，纵死也不得有怨言。拜师得试用三个月后，才能点上香烛，奉上雄鸡，对天立地向师父、师娘磕上三个响头，还得在写有“任师家管教打骂，生劳病死与店铺无关”的契约上，签上字按上指印，自此才是真正的徒弟儿。
我是穿着童子军装磕的头，师娘抱着水菸袋坐在木椅上，斜着双眼晴，一边吹纸捻一边说：我又不是收儿哩，穿这身衣服，徒弟要做事的，端茶送水，拿菸倒茶，挑水劈茶，扫地开门，不能歇不能坐，你能行吗？
行，行，行！我磕毕头，站在一旁垂手回答。父亲听后有所动情说：儿啊，端别人碗就得由人管，这不是家里，任不得性哟。
父亲一下变得十分温和，再无丁点暴怒与凶恶，从他声调、眼神不难看出，他内心里有种对不起我的负咎感。无论怎样说，才十二岁的娃娃哟，就送来当学徒，对得起他吗？
不知为什么，当父亲拿着拜师契约离开店号，我竟然拉着他长衫下摆，咽喉哽咽语不成声地叫了声：爸爸……
父亲停下步，爱怜地、深情地，长久地看了我一眼，压低声音说：泽荣，听爸话，好生学好手艺……
他再也说不下去。
“虎毒不食子”，世界上做父母的谁不爱自已的孩子，我的爸爸也一样啊！不久父亲杂货店关门，为生计，他也去到安乐寺对面新开的大北茶厅打工，坐柜清理茶碗，成了无产阶级。
“徒弟徒弟，三年奴婢”。当日视着苦难，几十年后才知是人生砺炼之路，不吃苦中苦，哪有人上人？端茶送水，拿菸倒茶，挑水劈柴，扫地开门，这是徒弟生活的三部曲。
苏裱铺干哪一样都是艺术活，喷水打刷，镶边砌刀，托层揭底，没有过硬功夫根本不行。顾客拿张宣纸名画来裱褙，师父将它铺在案板上，喷上水，轻轻用棕刷展平，竟然能揭下两张，只色彩不如第一张。这揭下的画决非赝品，照样能卖高价。原来好萱纸多到三层至四层，色彩有穿透力，故一张字画可变三张画，但这要本事，师父就有这本事。除这本事外，师父还有辫别真伪的本事，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这些名家的画，经他的手眼何止千张。他勿说看，只要用指头轻轻一摸，就能知是真东西还是假东西。世间万事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裱褙铺离不开浆糊，制浆糊可是门学问。裱褙铺的浆糊可放十天半月不会“醒”（即变质）。师父教叶大师兄，叶大师兄教刘师兄，刘师兄再教我。首先用冷水把灰面搅拌匀净，不能有一点未融化的“死头”，搅成不干不稀的糊状，再用锅里的沸水慢慢地淋下去，一边淋一边搅拌，待冷却收缩后，再在盆面上灌上一层凉水，让其分离空气不氧化，用时撇开凉水，挑一砣出来加水稀释。我学了几次才学会。
我们除裱字画外，更多的是做红白喜事的对子，这是大宗货，也是赚钱的主要生意。做对子多在中秋后，先裱芯后贴边，再加蜡打磨，每晚要干到十一二点。每次裱完芯贴完边便要洗棕刷，不让它残留浆糊。洗完棕刷就是磨对子，双手抱着个大青卵石，在打了白蜡的对子背面不停地磨，磨得发光为止。这些都是很苦的活，几乎由我一手包干做。
学徒、匠师没有床，晚上关了铺门，做完活路，打开被卷睡在案板上。早晨起来收被卷、开门、扫地、挑水、烫菸袋、洗浆刷、磨对子，周而复始，没有屁股沾板凳的时候，有时还要给两个师兄倒洗脚水，真够累！
师父白天少有在店铺上，不是购料便是和人讲生意。有时还去鼓楼街茶馆里听李德才的扬琴，多半下午才回来。每晚他都要喝点白酒，下酒菜是盘餐市的卤猪脑花。每次叫我去买两个。那东西真香！我端着，一边走一边闻，有时还偷偷地用手指沾点卤水放在口里品尝，恨不把碗里两个猪脑花一口吞下去，可不敢！冬天赶年货要做出好些对子，磨洗的事特别多。浆糊水沾了手掌，手背全部开裂，又痒又痛挺难过。刘师兄告诉只能用羊脂燃化将羊油滴在裂口中。
学徒生活劳累而宁静，国家大事纷乱而多头。国民党为了争得正统地位，在全国掀举选国民代表大会的活动。师父说这是国家大事，显得很关心。那时成都有近六十万人口，要选出一个国大代表去南京开会，再迭出国家总统。在我记忆里是四个人参加竞选，这四个人是：
第一人是孙震将军，又名孙德操，是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曾任国民党多项军、政要职；第二位是西门的徐子昌，他是代表民间势力出面竞选的。此人不仅家道殷实，而且是当时成都哥老会的舵霸子（即掌门人），讲义气名声大，好打不平，官府都惧他三分；第三位是中央军校教务长关麟征将军；第四位叫官箴宇，是个律师，还身兼成都市参议会议员。此人好打抱不平，专为受辱受凌的小户人家打官司（现称弱势群体），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在法庭上公然敢大骂检察官与推事（审判员或审判长）不公之举，在市议会上竞能为老百姓说话抗争，常常质问议市长为何不惩办军阀某的横行，故大家送他一个绰号“官大炮”。这樽炮很厉害，要不要自个儿出銭印些揭露国民党达官贵人不法行为与贪污腐败的油印小报散发，现称非法出版物，逮住要判刑，不知那时为何不管，还称为进步的东西？我们铺子上就收到过几张，一张揭露国民党特务抓捕川大进步学生刘某，一张反对军阀刘湘遗孀太太囤集居奇哄抬物价，一张国民党某高官强占农民土地……如果发生在此日此时，“官大炮”早早关进牢房吃“233”了（每日囚粮标准：早2两、午晚各3两），奇怪，国民党不但不关押他，还訨其参选“国大代表”，奇怪乎？
记得投票那天是个星期日，师父、师娘穿戴整齐，准十点去到斜对面不远的中心小学校投下了他（她）神圣的一票。听师父师娘投的孙震将军。他们说，孙将军正直公义，好善乐施，助学兴教，是树德中学（现名成都市九中）的董事长，此校至今也是名校。后来四人中孙震当选，看来师父、师娘的票没有投错。
“国大代表”选后三年，共产党夺得政权，1950年11月成都开始“镇压反革命”，“囯大代表”属于“镇反对象”。所幸当选的孙震和落选的关麟征，因是军人关系跟着蒋介石先生撤到台湾，保住了老命。留在成都的徐子昌徐大爷，官缄宇“官大炮”就惨了。徐子昌作为大恶霸，1950年12月关进川西行署公安厅“政训班。何谓政训班？解放初期，中共为瓦解敌人，大搞统战工作，川西行署开办一个政治训练斑（简称政训班）号召囯民党旧政权人员去自首学习改造思想，然后量材录用分配工作。一时大家信以为真，去了二百多人报名。结果到后来绝大部份被杀，不杀的均判重刑。此政训班后来成为省公安厅梓橦巷秘密监狱。1963年初，我因“马盟”一案关押于此，同室关押代号为338的、本名贾祥端，浙江奉化人，国民党二厅某处长，少校军衔，戴笠部下。1948年他随南京政府迁广州，再重庆、成都，1950年3月向川西军管会报名参加学习，是政训班老学员，曾和徐子昌同组，一直关押到1973年特赦囯民党军政人员才出监狱。他还向我讲，徐子昌在政训班的轶亊。他说徐子昌仁义，家里很有銭，经常包席进来请大家吃，还买日用品送外地的学员。“官大炮”在1951年3月27日大逮捕中被捕，后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送去劳改，听说死于劳改队。
在那个动荡年代，当老板的常有不顺心的时候。一不顺心师娘就唠叼，没点同情心，老是不停地叫你干活，我们心里自然反感。记得一天中午，师娘叫我上楼去取点猪油，那楼没拦杆，取上猪油忘了转身竟向后退半步，结果一个“鹞子翻身”栽了下来，手中瓷碗砸个粉碎。这个碗是师娘的陪奁，气得她尖起嗓子骂：挨刀的，你瞎了眼，鬼打慌了是不？不知你这么笨！做点事就惹祸……师父听见师娘骂，又见一地碎瓷，不问青红皂白，拿起马鞭子就打。我跌得一身疼，头上一个大包，不但未得到句好话，反招至恶打，心里气得不行，猛抓住师父马鞭子，狂暴地叫喊声：我不学了！
这一声狂叫吓住了师娘、师父，当回过神来才冷冷一笑：不学也好，叫你爸还饭钱。我一气，冲出店铺跑到乡下二伯家去了。二伯收留下我，为他做农活。还好，脾气变好的父亲再没打我，只说了句：不学算了，另找个生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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