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杀机四伏的一九五六年
三、爱是事业的添加剂
“有情人终成眷属”。1956年元旦之夜，我们结婚了！
这一天和我们一起结婚的有她女职高的同学市图书馆负责人之一的赵素华，一个高挑个儿，脸儿俊美，绰号叫灯影的女同志。她的男朋友叫罗永光，市文化局电影科的科长，也是高高的个子，一脸胡须渣渣，歌唱得特别好。婚礼在她们图书馆阅览室举行，来参加仪式的多为相好的同志。那时结婚不时兴送礼，主人也不准备酒宴，几十人聚在一起，笑一笑，闹一闹，唱一唱，吃几颗喜糖就算是结了婚。
不过在去扯结婚证前，双方都要向各自单位领导打报告请求批准，经批准后拿着单位介绍信，才能去所在地区政府的民政科办理结婚手续。由于她和灯影是同学又是好朋友，在结婚前我们就商议好在距市人委不远的地方光华路口合租了三间民房住家。还商量一起开伙煮饭，由我继母充当炊事员，伙食费平均算，继母的由两家负担。我们的新房近30平方米，屋里有张楠木藤编大床，是姐姐送的；其余东西是一张写字台，一张方桌，一个衣柜，几张椅子，简单极了。但感到温馨满意。结婚没有婚假，星期一便照常上班，一点也不讲究，一切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
我们当时两人月工资加在一起有110多元，每月我还有稿费，有时稿费超过工资，经济收入较一般人优越，小家庭日子过得十分舒畅。一日三餐不再在机关食堂吃饭，除上班外都在一起。我们每晚睡得很迟，不是看书便是谈论人生，如果我夜里伏案写作，她就在一旁织毛衣相伴，不时送来杯杯热茶或是依偎在我怀里睡去。我常常向继母说：“我们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全是毛主席的恩情，共产党的领导。”
继母点着头，高兴地回答：“是呀，是呀，你要加倍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拼命啊！这辈子、下辈子，都不能忘记毛主席和共产党呀！”
我说：“怎能忘记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这表露，这倾吐，决非虚情假意，全是一个翻身者出自内心的声音。但这真情的声音，却为不断的阶级斗争所摧毁、所埋葬，这是谁之过啊！
王之涣有诗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建立家庭不是人生的终结，是个新起点的开始，这个起点就是责任。我的责任，也是丈夫的责任，就是用勤劳奋斗，不断进取，使这个家越来越富有；妻子的责任，就是柔情蜜意，尽心竭力，使这个家充满温馨。我们不但要支付房租、水电，还必须有更多的积累，为明天来到的孩子作好物质上的准留。再有，一个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笔耕的作家，要想写出有份量、有价値的作品，肚里必须有货。货从哪里来？那就是拼命地读书、买书，获取更多更多的知识和养份。
婚前我们有不少时间，都浪费在公园河边或花前柳下，现在全用来读书学习了。我们常常一边看书，一边探讨争论各种问题，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使爱情变成了人生前进的动力。
一次，我看了赵树理新出版的小说《三里湾》后，感到不太满意，凝目沉思一会儿后，向她说：“现在的小说老是一个调子，中间、落后、先进三种人物。写农民不外乎是保守，不相信先进经验，不相信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写工人不外乎是爱护国家财产，或创造发明了什么先进的工具。读起来总不吸引人，读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看了一篇就不再想看第二篇。比起过去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太差劲了。我读巴金的《家》读了三遍，茅盾的《子夜》连续看了两遍，有时读得来连饭也忘记了吃，就像自己的命运和小说的主人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她听后皱皱眉头说：“这个问题我也有所同感，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是写人和研究人的艺术。写人就必须写得活，就是鲁迅所说的写眼睛。作家艺术才能的高下，就在于作品中能否画出人物眼睛来，写出人物独特的精神世界，以及人物的不同性格和思想，不同的生活道路和不同的命运。”
我认真地把她说的话思考了一遍，于是将长时期沉淀在脑海中的见解表述出来：“你看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尽管他笔下人物众多，但面形雷同却极少。他写的哈姆莱特、奥瑟罗那样出色的典型固然各有鲜明的面影，就以他的戏剧中出现的不少阴谋家的形象来说，面目也有不同。《奥瑟罗》中的伊阿古，诡计多端，善于伪装；《麦克佩斯》中的麦克佩斯，凶残贪婪又心怀恐惧；《哈姆莱特》中的克劳狄斯，貌似平和但心狠手毒。再说曹雪芹《红楼梦》中的钗黛之异，袭人平儿之别，自不消说。就是被迫害而死的丫环如晴雯、鸳鸯、司祺，也各有其不同的心灵和身影。《儒林外史》写了不少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世际遇，人物面影几乎无一相像。《水浒》中写了不少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各个英雄人物都有不同的性格、思想、面貌。鲁智深粗而细，武松粗而有谋，李逵粗而豪爽。人物是时代的印记。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样、生动变幻和庞大复杂的。生活中的欢乐、悲苦、正义、邪恶、抗争、虐杀等等，在文学作品中都须通过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
“好啦，好啦，你累不累啊？”她心疼地捂住我嘴巴叫起来：“休息会儿，喝口茶好不？”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当思想闸门被打开，那奔腾的急流便难止住，我轻轻地搂着她继续说：“等一等，听我说完。怎样才能写好作品，归根到底应取决于作家对生活与人物的熟悉程度。只有对具体人物的思想、性格、面貌、身影了解得愈深，反映现实的深度也就愈生动。有些人写的东西，不是来自于生活的素材，而是来自于政策的需要与阶级斗争的编造，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当前文艺理论家把这种创作倾向称之为公式化、概念化，实际这是一种变相的抄袭。艺术是不能重复的，重复就不叫艺术。社会生活色调各异，客观世界五彩缤纷，新的东西总是层出不穷，哪能是一个样子呢！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生物界是找不出完全相同的两种东西来的。比如说，你能找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或两朵完全相同的花吗？人就更不用说了，不仅他外貌形象不一样，性格、爱好、思想、言行、习惯，就更不一样了。典型就是一个。”
“典型就是一个”她望着闪烁的灯光，重复着我说的话。
“对，典型就是一个”我举例解释道：“你看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这部著作里，他写了一群各具特征的贪婪的典型人物，如高布富克、老葛朗台和纽沁根，这三人不但各有各的个性，还各有各的敛财致富的手法。其中，高布富克攫取财富的目的，特别是他的手段，都说明他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原始积累色彩的老式金融资本家，不是十拿九稳的买卖，他决不沾边，可是只要有利可图，那怕只是拔下别人一根毫毛的蝇头小利，他都不放过。他的人生目的，就是他常说的那句老话：'生活不过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可是他一生精心盘剥下来的财富，从不花错一个。在他死后汪尔卫打开二楼和三楼的密室，发现里面不光是堆着棉花、糖、甜酒、咖啡等舶来货，还堆满了物主未能赎回而留在他手里的各种贵重抵押品，从家具、银器到古画和古董，甚至还有各种长满蛆虫的食物。另一个箍桶匠出身的葛朗台，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政治风云的变幻，给他造成了追逐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他借资产阶级革命风暴，投身共和党，俨然是个新潮流的人物。他当了区长，得了十字勋章，后来拿破仑称帝丢官转于商业，我说得对不，老婆？”
她笑起来推开我，做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道：“好难听，老婆”
我道：“老婆不好听，以下几个称谓任你选。你认为哪个好听，我今后就用哪个叫好吗？”我屈起指头，挨个数着说：“内人、堂客、娃娃妈、屋里头、婆娘、太太、娘子，还有……”
她笑弯了腰，追问道：“还有什么？你几时收集了这么多名词，真是个作家料。”
我在屋里走了一圈，把刚才中断的话题续说：“老葛朗台跟高布富克不同，除了放高利贷之外，还经营葡萄园，作酿酒生意，在巴黎金融市场上买卖公债。他的财富不是商品而是黄金。为了黄金，他可以不管老伴的死活，以及独身女儿的终身之托，唯一生活情趣就是独自躲在密室里欣赏那些黄澄澄的东西。而银行家纽沁根却又是另一资产阶级人物，他挥金如土，生活豪华，惟恐别人不知道他是个大财神。他用各种手段来炫耀富有，甚至把他那个标致的老婆尽量装扮得珠光宝气，把她作宣传他财富活动的广告，他的目的是给他的银行招揽大批的存款，这样就可以利用别人的腰包来做更大的生意。他既不象高布富克，只知一味堆积商品；也不象老葛朗台，把黄金当作贮藏的对象。他的办法是尽量使他的全部资本处于不停的流动和周转的过程中。地产利息大，他就买卖地产；开矿赚钱多，他就设矿局。纽沁根做交易的手脚跟高布赛克迥然不同。他象赌场里的赌徒那样，喜欢孤注一掷，要么输光，要么通吃！他的信念是：'有了一千万，就得捞他三千万。'高布富克只是躲在巴黎一条陋街上捕食，象条老鼠，老葛朗台也只是在外省逞能，而纽沁根却想把整个法兰西当成一块肥肉独自吞到肚子里去。尽管这三个资本家，具有不同的思想、品质、性格、手段，但他们共同的特点却是拼命的想发财，都是金钱组成的细胞。我们现在作家笔下的人物，就只抓住共性，而放弃了对个性的发掘，所以人物立不起来，给读者留不下印象。”
我这一番有理有据的谈吐，使她感到惊讶：“你几时读了这么多的书？谁能相信你是个文盲，是个老粗？”
“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我笑笑，认真地说：“勤奋，使我获得了知识，知识又把我变得聪明和有智慧。难道你不知道，丰富渊博的知识，是作家进行创作不可少的要素啊！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我认为对作家更重的东西却是敢于创新！不走别人走过的路，不写别人写过的书。世界上第一个用花来形容女人的人，是最聪明的人；，第二个用花来形容女人的人，是最笨蛋的人；第三个再用花来形容女人的人，是个混蛋。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表'的韩愈，就说过'言必已出'。《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也提出'词必新警，不袭人牙后一字。'可是我们好些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总喜欢重复为别人发掘过千百次的题材，其原因是对生活没有独特的认识，囿于陈见，不敢打破框框。”
她望着我妩媚一笑，送来杯热腾腾的茶，并热烈吻我一下，鼓励似地涚：“那你就勇敢地去打破框框吧！”
我接过茶呷了口说：“对生活，对创作，我有自己的看法，可还没有想到怎样通过小说去把它表现出来？自我读了不少书后，似乎脑袋里多了一个自我，不再是别人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好像知识文化给了我一双眼睛，过去不能认识的问题现在认识了。比如常听领导说，'我们的工作成续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但具体到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情况就不一定是这样。也许在一些省、市、县、区、乡的工作，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了。前年国家搞统购统销，我们区就多统购了农民几十万斤粮食，结果弄得一些乡镇缺粮，大批农民拥进城市抢购锅魁、点心，给生产造成损失。可是在总结工作时，我们李区长仍然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就不合乎实际，看来这是种病态。”
我越说越激动，立身在屋里来去走动，用手比划道：“一根直立的线，从上面划下来，尽管线没有歪，但越往下划，墨就越淡越细。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人们承认，在具体上却持否定态度。文学艺术是党的事业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去写了这些事情，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现在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没有解决，认识上没有统一，所以创作上就必然是公式化和概念化……”
她未及搭话，继母在厨房里叫我们吃饭了。在饭桌上罗永光夫妇笑着问我们争论什么，争得那么上劲？我便重述了自已的观点。
他听后似乎同意地说：“电影也近似一样，雷同的片子太多，所以大家喜欢外国片。这次我们举办的'印度电影周'火爆极了，《流浪者》场场客满，现在全城的人都在唱《拉兹之歌》：流浪，流浪，我到处流浪……“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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