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蒯大富在清华文革中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蒯司令”的名头，在当年可说是“如雷贯耳”。在他“响当当”之前，我就认识他，还同他打过交道。
蒯大富是化9的学生，也是校广播台的编辑。我们一起参加过一次座谈会。主题是批“三家村”，这是文革这场大戏的序幕。“三家村”，本来是晚清小说《何典》中一个虚构的村庄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在北京市有点名头的人物，从1961年起在他们自己掌控的刊物《前线》上，开了一个“三家村”专栏，轮流发表了60多篇文章。用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形式，对老毛造成大饥荒的错误竭尽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之能事。我记忆中有一篇〈白开水最好喝〉，讽喻老百姓穷得只能喝大锅清水汤；还有一篇〈专治健忘疹〉，讽刺老毛忘了自己说过的大话，要用狗血淋头才能使之清醒。毛是何等人物，岂能看不懂这三人的春秋笔法，弯弯绕还能绕得过他？要收拾刘少奇，必须扳倒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先收拾了彭真门下这些“小爬虫”，出出心中隐忍了多年的这口恶气。所以未及文革正式开场，就先拿他们祭刀。
我们当时虽然闹不明白“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但也闻到了一点味道。老蒯和我各写过一篇批“三家村”的文章，所以一同去参加座谈。《新清华》上要发会上的发言纪要，其中有蒯大富的一小段，我拿了校样找他核准。他非常认真，把这一小段扩充成一大段，看来他相当重视此类出头露面的机会。当时我有点看不惯他的那种“臭显”。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所以他才能成为大造反派。
在我记忆当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组，纯属偶然。他原来是对工作组的光美无限信任和崇拜，希望有机会向她直接汇报工作。工作组随便派了一位女的接待他。王光美当年也算是公众人物。许多人都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尼的记录片，其中王光美的优雅风度倾倒了一大片，也让另一个女人妒忌得抓狂。老蒯这个土老帽显然没看过这个记录片，才会把随便一个什么女人当成王光美，絮絮叨叨、推心置腹地汇报了一大通。后来发现表错了情，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让他恼羞成怒，认定这是工作组的大阴谋，于是就反起了工作组。这一路反下来，又得到那个抓狂女人的利用和加持，就这样成了蒯司令。他们后来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在清华园揪斗王光美。
工作组对蒯大富排山倒海的批判，则是把这小子太当回事了。老蒯当时的抗压能力和伶牙俐齿，确实也让我们佩服。我亲历过老蒯和一个胖老头辩论的场面。记得是1966年6月的骄阳下，我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转悠。见到一堆人围在一起，伸头一看，见老蒯正吐沫横飞地与一个胖老头辩论。
“你叫什么名字？”胖老头气势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场。
“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胖老头先声夺人。
“不！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蒯大富理直气壮。
“？”老头瞪眼。
“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让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反守为攻。
“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谦虚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开始设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当仁不让。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过头了，就成了右派。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老头这句话算有点哲理。说这句话时，他用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左手划到最高点，就和划到最高点的右手碰上了，还挺形象。
“你叫什么名字？”老蒯要老头留下姓名。
“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胖老头耍赖。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胖老头是薄一波，共产党里的千年老狐狸、白毛老妖怪。当年把阎锡山哄得团团转；后来出面把胡耀邦撵下台；临死前把儿子扶上马。
后来蒯大富得了女儿，据说取名蒯小琼（穷）。
我同蒯大富后来也有一点瓜葛。他的跟班、人称蒯秘，后来当了我的跟班，自称“老贼”的段永基，把四通的家业败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他的名字就注定了要断送四通永远的基业。老毛就懂得身边要安一个“东兴”。老蒯和我在这一点上，就嫩得太多了。
周恩来和清华文革
我正儿八经地入过队、入过团、还入过党，但我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加入过红卫兵。一是因为我的出身不硬，二是文革一开始我被革命群众定性为“小爬虫”，所以文革早期那些事情，我都只能作壁上观，说得再白一点，就是靠边站。但从远处看，有时候反而比投身其中的人看得更清楚些。比方说，那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到院校去讲话。来清华的，多是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老官僚”；去北大的，常是江青、陈伯达那样的“文革新贵”。是毛的安排？各自的试点？不成文的默契？明定的分工？随机抽样？气味相投？这里头肯定有点名堂。据说，从1966年7月30日到8月22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先后20多次接见过清华的师生代表，4次亲临清华参加会议。我能参加并记得的，是周恩来两次在学校东大操场召集的大会上讲话，一次是1966年8月4日；一次是8月22日，中间8月18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周在场调度指挥。这三次我都身临其境，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周恩来其人。
在文革的全过程，我对周恩来都充满了敬意；很自然，也因此对“文革新贵”充满了敌意。我想这是当年清华相当一部分师生的潜意识。老毛能明察秋毫到如此细微处，所以特作如此安排？毛在文革后期曾告诫四人帮：“反周必乱”，可见毛对民心的把握、民意的操控，相当精准，此其所以为毛也。
话说8月4日那天，周恩来穿着短袖白衬衫，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同来的有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参加大会的，有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总数应有上万人。周的普通话带点苏北腔，端着右胳膊，僵硬得自然，极有风度。开门见山，就说是中央、党中央的常委会和毛主席要他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然后把清华自工作组进校23天里发生的大情小事，历历如数家珍，不用讲稿，全凭记忆，说得头头是道，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大国总理，脑子里得装多少事情！周在讲话中明确承认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错在不搞斗批改，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算是给老蒯初步平了反。说是初步，因为大会既安排了蒯大富的发言，也安排了反蒯派的发言。代表反蒯派是一位女生，用的语言极为夸张。她在发言中指称蒯大富“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后来成为清华园里的流行语。我们每逢遇到不高兴、或不顺心的事，就说“把我的肺都气炸了”。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我的肺被气炸了N次。
那天邓小平也讲了话，清晰而圆润的四川腔，话不多，讲了一个意思：毛主席让你们吃饱了饭不念书，干什么？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董必武的讲话。董老是共产党的创党元老，时任国家副主席，当年有八十了吧？声音已经是颤微微的了，但讲的话实在。他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历史的经验证明，主席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遇到新事物，我们猛然想到的、脱口而出的，常常是错误的。按照主席说的去做，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虽然不理解，后来就理解了。”唉！不知道董老后来对文革理解没有？
8月18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辩。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看到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8月22日夜晚，周恩来再次来清华参加大会。会前下起了大雨。听说部分群众已经入场，周身穿一件灰色的旧中山装，坚持冒雨前来参加会议。简陋的主席团没有防雨设施，周在雨中淋了三小时。期间有人帮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表示要与会场的师生同甘共苦。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有节奏的呼喊：“总理、打伞！”“总理、打伞！”我相信许多人脸上的雨水都混合了泪水。那个晚上，周反复讲的是一个人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对师生的宣讲？还是自己内心的独白？其实在这种场合，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周要同大家博的，是那份感情。
从8月4日周的博闻强记，到8月18日周的精细和分寸，到8月22日周的拼老命、博感情，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老毛终其一生，真正打不到的，仅周恩来一人而已。
同江青有关的“切肤之病”
对江青这个人，我从来就没有过好感。文革期间，她很少到清华来。我记忆中只有在六六年底，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华的师生员工大会露过一次面。她也没讲出什么名堂，只是喊了几句口号。江青喊口号在文革中相当有特色：做作的腔调、尖尖的的嗓门、拉长了尾声、略带点颤音。“同学们～，你们好～～！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啦～～！”正常人听了都会毛骨悚然，但还是有人听了会热泪盈眶。那样的人按朱成昭的说法，应当属于“傻瓜”。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
小朋友们可能会问：朱成昭是谁？不仅小辈们不知道，可能和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大家都知道当年的“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院的王大宾。其实，朱成昭才是地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也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早的司令。能总结出文革是“骗子、疯子和傻子”的，这个人一定不一般，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关于朱成昭，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关系匪浅。
江青介于骗子和疯子之间，所以格外令人讨厌。我至今还记得两次很有她自己特点的讲话。一次是在北大。时间应在周恩来8月4日来清华讲话的前后，江青、陈伯达一行到了北大。我是在大字报上看到她讲话的内容，那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恶心”。在上万人的大会上，没说一句有点水平的哪怕是空话、套话，全是长舌妇的搬弄是非。“我也要控诉～！”“那个张少华～，她是个坏人！她的母亲，也是个坏人！她们欺负到我们头上来啦～！”张少华即韶华，当时北大的一个学生，嫁了毛岸青这个智障，好歹也算是毛家的媳妇。把家务事拿到大庭广众来宣讲，还要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的感想是：伟大领袖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当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陈伯达等人一定十分尴尬，因为大字报上有括号说明：听了江青同志的控诉，其他中央首长很沉痛，都低下了脑袋。旁边还有个加注：脑袋快低到裤裆里了。要是在今天互联网时代，一定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批注。
另一次是在大串联途中的火车上，一清早，我还睡眼惺忪的，就被带红袖标的捅起来了，说是要传达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整个车厢的人起立，挥动红宝书，先祝万寿无疆、再祝永远健康。“红袖标”开始传达“敬爱的”江青同志不知在什么场合的一个讲话。我迷迷糊糊的不知“红袖标”所云。突然，我激灵了一下，因为“红袖标”也学起了江青，声调变得十分凄厉：“还有那个王光美！去印尼访问之前，还专门来问我：‘出国能不能戴项链？’我告诉她：‘不能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我看电影，她又戴了！！！”“红袖标”念起了括号内的说明：“说到此处，首长很激动，哭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吃了苍蝇。后来蒯大富在清华园里揪斗王光美，特地用乒乓球串了一付大项链给她戴上，以此来表示对一个高雅女人的羞辱，其创意应当出自江青的这次讲话。
我同江青从来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也没受过其迫害，谈不上有什么“切肤之痛”。但确确实实，我为她得过一种“切肤之病”。蒯大富办的《井冈山》报上有一篇吹捧江青的文章，四个小标题是毛的四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结论是：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用词极其华丽、夸张、肉麻，我读的时候，全身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没料想由此落下了一种怪病：只要我念及这篇文章，或想起这个妖精，就会起鸡皮疙瘩，在胳膊部位尤为明显。我开始有点担心起自己来，原因又不能向外人道。暖零的一位女同学，叫蒋世俊，说她的表哥是北医三院的脑外科医生，可以帮我查查。
她带我去了北医三院。蒋世俊的表哥很帅，笑眯眯地问我怎么回事。我伸出胳膊，意念一做功，就出现了鸡皮疙瘩。他说可以帮我做脑电波检查。我觉得很新鲜，就跟他进了一个黑屋子，躺在一个大椅子上。在我头上套了一个像外星人头盔那样的东西，又在我胸、腹、胳膊、腿全身加了贴，引出许多导线，他嘱咐我闭上眼睛。我很听话。期间一会儿铃声响响、一会儿灯光闪闪，我也不为所动。好大一会儿，走出了黑屋子，我看到蒋世俊的表哥正在看一大叠曲线记录。这就是我的脑电波吧？他看得很仔细。最后，他抬起头来，说了三个字：“很正常”。临别，他笑眯眯地建议：“也许，穿长袖衬衣会好一些。”
这症状持续了一个时期。一直到串联回宜兴老家，我在母亲面前还表演了一下胳膊出疙瘩。回到了童年的时空，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彻底放松了一把。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胳膊上好了没有。我在心里让那个妖精翻了三百六十个筋斗，也没有再出鸡皮疙瘩。这才告别了“切肤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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