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了钱财，列宁及其追随者不择手段。
为了搞到钱，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不仅抢劫，还行骗。
美国作家路易斯•费尔希在他所著的《列宁传》中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俄国纺织业巨头萨瓦•莫罗佐夫有个叫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施米特的外甥，他本人也是一个工厂主，而且是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工厂主。
由于曾在1905年的莫斯科武装起义中帮助过起义者，1906年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施米特被沙皇当局逮捕，不久之后就死在了监狱中。由于施米特死时没留下正式遗嘱，他的两个姐妹自然就成了合法的继承人，得到了他的全部财产。
为了搞到这块肥肉，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冒险行动。一位布尔什维克按照中央的指示，同施米特的姐姐结了婚，以便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上级弄到钱财。
谁知钱财到手后他又变卦了，拒绝交出这笔款项。他的上司当然不甘心放弃即将到手的钱财，便对他进行威胁，最终还是迫使他把其中的一部分交到了布尔什维克的金库。
施米特的妹妹伊丽莎白•巴甫洛夫娜当时还未成年。为了弄到她继承的遗产，根据上级的安排，一位名叫维克托•塔拉图塔的布尔什维克成了她的情人，这个狡猾的手段也成功了。
结果布尔什维克从姐妹俩那一共弄到了28万卢布。路易斯•费尔希认为：“这次行动没有列宁的参加是干不成的，因为当时甚至连组织方面的很小的事物也都由他来领导。”
无独有偶。《苏共野史》中也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一位布尔什维克当年曾同莫斯科非常有钱的一位女商人同居，这个女商人定期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财会处交一笔数目很大的捐款。
但是“未婚夫”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同女商人吵了一架之后便离开了她，于是捐款中断了。
列宁便做起这位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劝他回到那位女商人那去。谁知这位“未婚夫”执意不从，并说他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
当他问列宁他本人是否会用这种方法为党筹款时，列宁回答他说：“我自己肯定不会这样做，但你可以，请你还是回到她那里去吧。”
为了搞钱，列宁及其追随者又抢又骗，无所不用其极。对此，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并非所有人都持赞同态度，孟什维克就明确反对。
孟什维克认为革命不能突破道德底线，把不道德的手段运用到革命中乃是对革命的玷污；而在列宁看来，只要有利于达到目的，一切方法都是好的，一切手段都是可取的。换句话说，为了夺取政权什么手段都能用，哪怕是刑事犯罪手段，无所谓道德不道德。
列宁明确主张：“我们摒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
在列宁看来，“目的是可以为一切手段辩护的，金钱和其它各种援助‘并没有什么气味’，——目的可以使之净化。”
列宁甚至主张，为了争取影响和权力要“作各种各样的牺牲，必要时，要采用各种轨迹、花招、非法手段、默不作声、隐瞒事实”，也就是说可以进行撒谎和欺骗。
说白了，在列宁眼里，所有的道德戒条都不适用于我，所有的手段包括通常不道德的手段我都能用，而且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想抢钱就可以抢钱，我想骗钱就可以骗钱，我想造假钱就可以造假钱，我想用敌对国政府的钱就可以用敌对国政府的钱；而且，我想杀人就可以杀人，我想不守信用就可以不守信用，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没有什么道德可以束缚我限制我，因为我从事的事业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最正确的事业，我就是历史规律和社会正义的代表和化身，我就是道德的最高裁判者。
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列宁……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可以向策略的祭坛献上一切：良心、全人类道德、俄国的利益。”“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
苏共历史专家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讲的更形象：列宁“不是一个普通的布尔什维克，他是一个非凡的布尔什维克，他一手拿着马克思的书，一手拿着尼采的书，而头脑里却是马基雅弗利的思想。”
一言以蔽之，列宁是个十足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
二、列宁乘专列秘密潜入德国。
1917年4月9日，以列宁为首的一批布尔什维克分子从苏黎世登上了一趟神秘的德国专列。
专列开出后不允许任何人上车，也不允许任何人下车。专列的窗户被用黑色亚麻布制作的窗帘遮的严严实实，车上乘务员也尽量保持沉默。
专列进入德国后，一个名叫赫尔佐格•穆尔的德国军官上了车，给每位俄国乘客发放了一本据说是德国皇帝撰写的小册子，祝愿他们“旅途顺利，革命成功”，并专门提到希望他们回到俄国后能夺取政权。
这辆神秘专列到底是怎么回事？列宁一行为何会乘坐这辆专列呢？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此前，1917年3月8日至12日（俄历2月23日至27日），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建立了临时政府。这使侨居国外多年的列宁一下燃起了几近熄灭的夺权希望，为此他急于从当时所在的瑞士赶回俄国去。
不过，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德国和俄国正处于交战状态，列宁虽急着回国夺权，却因为战争一时难以如愿。巧的是这时德国当局也急于资助俄国“革命分子”，从内部搞垮主战的俄国临时政府，被他们相中的正是列宁和他掌舵的布尔什维克。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同意做桩买卖——德皇允许列宁取道德国返回俄国，并给以重金资助，而列宁则答应回国后千方百计颠覆临时政府，当权后就使俄国退出与德国的战争。
1916年12月28日，列宁为此事与德国驻瑞士伯尔尼特使冯•罗姆贝格伯爵专门进行了会谈，协商了两套护送布尔什维克党人回国的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从瑞士乘坐专列前往德国，再经过德军占领下的波兰或经中立国瑞典进入俄国。鉴于俄国临时政府向瑞士提出过引渡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要求，一旦瑞士不同意列宁等人出境的话，就采取第二套方案，由德军总参谋部提供秘密车厢，借国际货运专列将布尔什维克党人运出瑞士，或者在德瑞界湖博登湖上准备好渡轮，将列宁等人接走。
鲁登道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从军事角度来看，把列宁放回俄国是一个明智之举。……不管俄国如何不是德国的对手，只要它不退出战争，我们就不能摆脱失败的阴影。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帮助宣扬赤色革命的俄国激进分子，其实就是帮助德国。”
1917年3月下旬，德皇威廉二世正式批准了由德国外交部与总参谋部共同制订的“托尔计划”，并在计划上批示：“以列宁为首的40余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德国有利用价值，接受他们的申请。”就这样，在德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列宁一行很快顺利的回到了俄国。
事情很清楚，列宁是在俄德两国交战的情况下，由德国政府特意送回俄国去颠覆本国政府的。难怪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激烈指责他是德国皇帝派往俄国的“特洛伊木马”呢！
三、德国帮助列宁秘密潜回俄国并给予列宁大量金钱资助。
列宁不仅是德国政府送回俄国的，而且是拿着它资助的金钱回到俄国“搞革命”的。
列宁靠德皇资助发动“十月政变”。(网络图片)
2004年1月25日，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宣称：“从文件中早已得知，这场革命〈作者注：指所谓的“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的行动……此外，我对列宁通过加涅茨基得到的资金格外感兴趣。帕尔武斯是策划者，这是历史学家和所有人都知道的。列宁在1915年3月得到了200万(约合今天的1000万)以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都是有文件记录的历史事实。”
2007年，时值所谓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德国明镜周刊第50期以列宁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档和十月政变旗帜为刊头图，以11页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该期的标题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封面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
这篇由6位专业作者撰写的文章发掘了欧洲多国的档案资料，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安全机关档案，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文献，德国外交部和俄国档案中的备忘录以及瑞士银行的流水帐单，还有当时驻节俄国的欧洲外交人员留下的日记和笔录材料，令人信服的揭秘了列宁当年接受德国政府金钱资助的内幕。
文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威廉二世皇帝想要取得在东线的胜利，而列宁则想要颠覆沙皇政府。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列宁与德皇陛下的黑白两道人物串联，暗中接受了德国政府的大量资助。直到1917年年底，德国外交部至少给了列宁2600万德国马克，相当于今天的7500万欧元。
文章还详尽的描述了一名爱沙尼亚的前布尔什维克分子，后来具有多重身份和面貌、往来于德俄之间的神秘人物赫尔方特Helphand。从解密的档案来看，向德国情报机构介绍列宁、建议给予资助，穿梭往返联系，甚至携款支付的都是此人，一名德国情报人员。
四、列宁迫使布尔什维克中央同意推翻临时政府。
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官方的临时政府，一个是非官方的由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也参与其中的工兵代表苏维埃。
当时，先于临时政府成立的苏维埃经过投票，决定不参加临时政府，但它保证：临时政府实行多大程度的改革，就给予它多大程度的支持。显然，这是一种有条件的支持，在列宁回国前，这不仅是孟什维克，也是布尔什维克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
可列宁从国外一回到俄国，就急吼吼的抛出了《四月提纲》，明确提出当前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任务是推翻临时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但让列宁恼火的是，他的新主张刚一出笼，便遭到了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一片反对，不仅一向跟他不合的孟什维克反对，就连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也反对他。
大家一致认为，当时的俄国根本不具备无产阶级夺权的条件，列宁的《四月提纲》明显违反了老祖宗马克思的基本原理。
但唯我独尊的列宁却一意孤行，非要推翻临时政府不可，并通过施展政治手段，最终迫使布尔什维克中央同意了他的方针。
让不少人纳闷的是，一向以马克思主义卫道士自居的列宁，为何在遭到各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司令部”明确反对的情况下，甘愿冒着“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巨大风险，执意推翻临时政府呢？导致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关键在于列宁对政权一向有着异乎寻常的狂热追求。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是列宁一贯的主张。如果说政权是布尔什维克全部政治热情的焦点，那么它更是列宁政治热情的焦点。
正如苏共史专家阿•阿夫托尔汉诺夫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列宁对生活中所有的事物——国内事物也好，国际事务也好——只用一种观点去看待，即这一事物能使他接近政权呢，还是使他远离政权。无论是饥荒，还是经济罢工，无论是各国之间的战争，还是自然灾害，甚至像水灾、地震这样一些自然灾害，列宁都是从政权这一角度去看待的。”“一点不错，所有一切问题，不管大小，不管是哲学方面的还是生活方面的，列宁一定要把它同政权问题联系在一起。”
毫不夸张的讲，列宁在十月政变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朝一日夺取权力。二月革命后，眼看等待多年的夺权契机就在眼前，时不可失机不再来，错过这一站就可能没有下一站，他当然要放手一搏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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