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williamhill官网 2016年09月20日讯】雷洋案发已4个月依然还是网民谈论的话题。今天看到微信群里很多朋友为此热烈争论。其中一个朋友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事实同样不清晰的情况下，为什么大部分老百姓，对雷洋更倾向于做无罪判断，而对警察则倾向于做有罪判断？”我认为，这个问题正是雷洋案所反映的各种社会矛盾中，更本质、更关键的问题，超过了我们许多人一直纠结和争论的该案件表面的事实和细节。因为老百姓针对雷洋案所表现出的热衷和强烈反应，不只是出于对雷洋案本身，更出于百姓内心淤积情绪的一次借机流露。
全民信任危机
无论百姓对雷洋案的判断是否正确，是否理性，这都表现出一个严重的事实——百姓对政府，对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和全体公务员，以及他们一切行为的原因、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了不信任和习惯成自然性的不满。
这是政府行为给百姓长期印象的积累和百姓久经压抑内心的真实流露。这应该是当权者最应该重视甚至敬畏的时刻，当民心与政府相背到这种程度，一个海量燃油库多处泄漏但还未遇明火引爆的时刻。这种普遍不信任的心态，已经远远盛于当年引发文革时的民众心理基础。现在很多老百姓呼唤毛主席，呼唤文革再来，不论他们是否理性，都是需要去理性看待的一种社会心理的表现。
雷洋案已经发生了，已经爆发了，此时，政府或精英、学者还去指责百姓的无理性，既于事无补，又本末倒置。因为根源在当局自己，百姓的心病是政府长期给予的不满、忽视和愚弄所积累的慢性加重的顽疾。
庖丁解牛，动真格绝无侥幸
现在唯一可能尝试的就是一方面政府对自己动真格地开刀，甚至不惜体制性脱胎换骨；另一方面让民间心态和社会风气真正地正向积极地转变。前者如3年多的反腐，又有助于后者矛盾恶化的缓解，而后者的安定又是保证前者能否顺利的必需。
就后者即社会心态的正向转变而言，当政府强调了多年“发展就是硬道理”、“闷声发大财”、“黑猫白猫”，而全面弱化甚至否定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中人性、道德、伦理对社会的良性功能，唯一剩下的就只有所谓“爱国主义”了。可是，在当前官民之间如此不信任的环境下，“爱国主义”已经失灵甚至每每掉入“害国主义”陷阱。此时，唯有开放传统文化，开放信仰，开放言论空间和民怨抒发和缓解（包括自我缓解）的空间。
政府一味强硬，肯定已经不行了。89年时，仅针对北京学生和市民，当局还勉强地险险过关，邓小平在当时却已经把运气、把宝都押尽了，并断言只能将矛盾爆发推迟30年。而现在，通过反腐和腐败之间的3年较量，老百姓都能看出来，即使统治阶级内部，中央与地方互不信任，中央与军队互不信任，军队官兵间互不信任，再加上雷洋案所反应出的民间信任危机，北京当局面临的是全国、全民性的信任危机，已毫无当年那种侥幸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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