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立探望尘肺病老人（微博）
【看williamhill官网 2017年12月15日讯】袁立怪浙江卫视把她的表演剪辑的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精神病人，其实袁立就是个精神病人，这个时代的病人，只是病得还不算太严重。
不正常的人多了，正常人就不正常了。那么多女演员都没做的事，你做了，当然会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病人，那么多女演员做做样子的事，你把它当真了，还持之以恒了，你当然就是个病人。那么多人都没选择救助尘肺病人这个公益领域，你选择了，你要是没病，岂不是让大家看起来有病。
不是说一个人做公益了，大家就要把你看的圣洁无瑕，这点恰恰是袁立反对的。她没把公益或者说没把自己做的公益看得多神圣，这件事更像是内心的一次自我救赎。她是一个女演员，但她没有表演公益，公益也没有给她换来表演机会，她是实打实的在付出，更何况她在公益领域，选了一个最不受人待见的救助尘肺病人。
我家有个亲戚是尘肺病人，他是坑道老兵，年轻时没感觉，上了年纪感觉呼吸吃力，去省城大医院检查说是尘肺，但是大医院没有资格出具鉴定报告，必须要当地职业病防治所出具，才能去申请救治，而当地职业病防治所并不肯这么做，他就像那个开胸验肺的尘肺病人张海超一样走投无路。当然，他并没有学张海超开胸验肺，因为我告诉他，你这样做，相关部门也不会替你心疼的，你再做一次同样的事，媒体的兴趣会降低很多，很有可能得不偿失。后来还是各种托关系解决了这个事，他一直不明白的事，“当年我们为国家……，怎么现在……”。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张海超开胸验肺这件事。2004年8月河南新密市人张海超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用”。因为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得以被鉴定，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却为其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为寻求真相，这位28岁的年轻人只好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铁心“开胸验肺”，以此悲壮之举揭穿了谎言。其实，在张海超“开胸验肺”前，郑大一附院的医生便对他坦承，“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你是尘肺”。
最终张海超获得了企业的赔偿，但这个结果并不是因为你开胸验肺的“壮举”让企业良心发现，而是其壮烈程度使得媒体介入了，舆论压力又使得卫生部督导组介入，才使得整个事情得到了解决，只不过，为张海超开胸验肺的医院却没有好果子吃，2009年8月，河南省卫生厅通报批评诊断出张海超“尘肺合并感染”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并对其立案调查。通报称，郑大一附院在不具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情况下，进行职业病诊断，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听上去毫无毛病，处理得合规合法，但我总觉得这里面谁有病？暂且算我头上吧。
袁立是在网络上了解到开胸验肺的事之后，才开始关注这个群体的，最初她想要找个公益组织捐点钱，但是参与公益多年的她，看了太多，听了太多，“有点不敢捐了。”后来她注意到了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并与他取得了联系。2015年7月，原本在杭州消夏的袁立随着“大爱清尘”一路辗转了湖北、陕西数个“尘肺村”。这让她原本只是想找个可信公益组织然后捐钱的初衷发生了偏离，转而成为了一个尘肺病公益事业的志愿者。这不是有病吗？
在澎湃新闻早年的一篇报道里这样记录着袁立的言行：当向阳村徐德地在又黑又潮的床上向她倾诉时，袁立忍不住拥抱了他……。“拥抱不能解决他们实质的问题。只是说我们不嫌弃你，我们想要表达善意。除了给他们钱，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心理上的支持。”尽管随行医生提醒袁立，尘肺病人常有肺结核等并发症，离太近会被传染。“我心想，其实真正得了肺结核也不怕，因为肺结核是好治的。”这不是有病吗？
在袁立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她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希望尘肺病人和留守儿童问题能被真正的解决，让他们跟我们享受一样的教育和医疗水平，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国该有的形象和人文关怀……。要替不能说话的人发言，维护孤苦无助者的权益，要替他们辩护，按正义判断他们，为贫困缺乏的人伸冤。”别说是一个女演员，一个普通人要说这些话，都会被当成病人，放着优越的生活不珍惜，却要谈一些权益、正义、贫困、伸冤，已经病入膏肓。
一个病人之所以是时代的病人，是因为他们对时代了解的太多，而时代能给他们的太少，就像尘肺病人、初中毕业的张海超说过的一句话，比很多知识分子看得都透彻：“法律的尊严，不在于它修改得多完美，它的条款多流畅，而在于它在现实当中是不是能执行。”这是很朴素的认知，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有些人就是不明白，或者是假装不明白。
有人说袁立做公益是玩票作秀给自己贴金，这种质疑是正常的，毕竟那么多女明星都在这样做，但了解了这么多年她所做的那些事，听她讲了对这些事的看法，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正儿八经投入时间、精力、金钱做公益的生了病的女演员，她说过，“我觉得我们帮助人，可能不仅仅是从这个账上转到那个账上的钱，而是我们要去实地去勘察，实地去拉着他们的手慰问他们，而且需要一个长期长期的跟进。”很多公益人的认知也都不如她这个女病人。
我们不需要拔高袁立，我想袁立也不需要谁来拔高她，她就是个正常人，她有自己的坚守，也有自己的担忧，“有一天，我被抓起来了，（你们）记得要来给我送我爱吃的火锅啊”，是一句调侃，也是一句忧愁，这并不是什么杞人忧天，更不是受迫害妄想症，了解这个时代的人，了解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在其他国家，明星关注公共话题，参与公共事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我们这，却是很不正常的事，要么完全视而不见，要么有选择性的参与，要么有组织性的参演，而像袁立这样的女演员，无疑就是有病的。粉丝们也是非常宽容的，常常护着偶像，“明星也是人，你们不要侵犯他的个人隐私”，如果真没人报道明星私生活，最着急的还是你们粉丝吧？况且对于公众人物而言，还有个公众知情权吧。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也有这样的毛病，被批评了几句，就立马跳出来说自己有消极自由，有不关注社会议题的权利，真是不要脸啊，当初你乐呵呵的披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光环，享受着精神名誉，享有了公共资源，现在需要你承担责任的时候，你跳出来说我也是个普通人我有懦弱的权利我有消极自由，你还要脸吗？消极自由是赛亚。柏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正式提出的，柏林在论述消极自由时，指的是在正常社会里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价值，而在一个非正常社会里，知识分子首先应坚守的是积极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不仅不对立，还是紧密联系的。
左春和之前说过，“能够拥有消极自由的确令人向往，可以与世无争，学人可以醉心学问，独步古今。但是，没有政治自由的消极自由是不存在的，最多是一种消极躲避，在这里，‘消极自由’完全是一种精神自慰，因为你逃不脱政治权力的侵害。我们文化的博大精深竟然在这里体现出来，为了无限度忍受黑暗，可以移植如此体面的说法来为自己开脱。本来是鲁迅已经命名的苟且状态，经这么轻轻松松地一包装，完全没有了屈辱，一下子就高大上起来了。”
跟很多粉丝替自己的偶像辩解“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一样，我记得当年很多“大知识分子”评价前温总时说，“他首先是个老人”，我真是操了，他首先是个总理好吗？而且在公共议题里他只能是个总理，评价一个总理好不好，标准就是他的治理水平，而不是他穿着朴素，不是他轻车简从，不是他一顿饭只吃一个菜，不是他一双鞋穿了十几年……，作为“知识分子”你们只看到了这个正国级老人的一脸悲伤？只看到了他的眼眶含泪嘴角抽搐？你们真是愚蠢且虚伪，你们怎么看不到这个国家还有那么多没有行政级别的老人的不幸？你们如此“热爱老人”，特别是那些名老人权老人，你“热爱”他们，他们夸你“懂事”，他们的“果汁”自然就可以分你一半，你的“热爱”和他的“分果汁”行为，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这就是隐藏在尊老爱幼温馨感人场面下的潜规则，你们给他们抬着轿子，等着他们从轿子里扔出赏钱，即便“老人们”故去，你们依然乐此不疲，因为死去的老人们还有孝子贤孙，你们就是这片土地上的食尸人。
一个人活得稍微久一些，就容易被误解成年高德勋，再加上些许名气，就很容易德高望重了。这就是这个时代被强硬统治下精英阶层的生存法则，每个人都必须假装正常，假装生活美好，假装充满阳光，一旦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抱歉，是你病了。轻则你不适合这个圈子，重则你不适合这个时代。有一个地方，专门为你们这些不懂事的病人而建。在演艺界，袁立就显得特别不懂事，你不懂事不要紧，但你的不懂事已经打了同行的脸，既有老前辈的脸，也有同辈的脸，还有晚辈的脸，他们如何容得下你。
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袁立的，大概都不太了解袁立的病，他们把这当娱乐新闻消化了。社会大众其实对于很多公共议题并不感兴趣，更多的时候是无法理解，所以在一些很朴素只需要朴素正义就能理解的事情上，他们往往被二手的学者搞懵圈，以至于很多时候他们并不在意也懒得去搞清楚学者们在说什么，他们判断的标准是：这个学者好温和，说的一定是对的；这个学者风度翩翩，说的一定是对的；这个学者穿的好简朴，说的一定是对的；这个学者活了一百多岁，说的一定是对的……。社会议题下的大众需要的只是一种心理按摩，我称之为心理大保健，谁能按的他舒服了，他就买谁的账，他并不具备从专业角度来判断哪一方是正确的能力，当然，他也不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和素质。
好吧，我又戾气了，我也病了。想给这个时代治病的袁立，被这个时代确诊为病人。而她只是这个时代病人中的一种，还有一种病人病得更厉害，他们无法显示，比如“南方傻瓜”甄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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