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图片来源：pixabay）
仁与义有何区别？知道仁与义的区别有何意义？它对于我们为人处世又有什么帮助和益处？它又如何帮助我们增加人生的福祉？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仁与义的区别有不凡的见解和解读，读之如醍醐灌顶，眼前豁然明朗开阔。
董仲舒直接提出：“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仁者，人也，义者，我也”。
笔者摘取《春秋繁露》中关于仁与义区别的主要段落如下，以飨读者。
《春秋》所研究的，是别人与自我的关系。用来研究别人与自我关系的范畴，是仁与义。用仁安定别人，用义端正自我，所以仁是用来表述怎样对待别人的，义是用来表述怎样对待自我的，一说出名称就已经区别开来了。
用仁对待别人和用义对待自我的关系，是不可以不明察的。许多人不明察这一点，相反讲仁是为了自己享受，而用义的原则来要求别人，用错了地方而违背了道理，这样社会就很少有不混乱的。所以人们是不愿意社会混乱的，社会却常常很混乱，大都是因为人们不明白别人与自我的分别，不清楚仁义应该分别用于何处。
所以《春秋》提出仁义的法则，仁的法则在爱别人，不在爱自我；义的法则在端正自我，不在端正别人。自己不正，即使能端正别人，他也不能算义；别人没有蒙受他的爱，他即使非常爱自己，也不承认他为仁。
义与仁不同。仁是施于别人而向外推广，所以说是“往”；义是责于自我，所以说是“来”。仁施得越远越值得赞美，义要求自己越近越值得赞美。把爱施于别人，叫做仁；自己行为适宜，叫做义。仁注重的是对待别人，义注重的是对待自我。所以说：仁就是人，义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仁者，人也，义者，我也。）
君子寻求仁与义的区别，用来调节别人与自我的关系，然后辨清内与外的分别，而明白顺与逆的关系。因此在对待自我方面，他依据道理端正自身，所作所为都按照礼的规定行事，以此获得更多的福。在对待别人方面，则把恩施扩大，广泛的施与别人，宽厚而能容纳大众。
孔子对冉有说：“治理人民，要先使他们富裕，然后进行教化。”（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对樊迟说：“磨炼自身，要先做难的，而把获得放在后面。”（治身者，先难后获。）这些话说明，磨炼自身与治理人民，所做事情的难易顺序不同。
《诗经》上说：“让他喝，让他吃，教育他，训导他。”（饮之食之，教之诲之。）把饮食放在前面，而教诲放在后面，说的是治理人民。《诗经》上又说：“砍伐树木，发出坎坎的声音，然后用这木料制造车辐，那是个君子啊，不会白吃闲饭啊！”（坎坎伐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做事，后吃饭，说的是磨炼自身。
《春秋》讽刺居上位者的过错，而怜惜下层人民的痛苦；外国的小过错就不指出来，在本国的就记载下来而加以批评。所有这些，都是用仁对待别人，用义对待自己，严厉的责备自身的过失，而轻微的责备别人的过失，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而且，《论语》中已经有记载，可是一般人不明察。《论语》说：“君子责备自己的过错，不责备别人的过错。”（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不责备别人的过错，这不是广泛的实行仁吗？责备自身的过错，这不是全面的实行义吗？这就是所谓的仁造福别人，义造就自我，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说出自身的过错，叫做坦白；说出别人的过错，叫做中伤。苛求自己，叫做笃厚；责求别人，叫做刻薄。对自己求全责备，叫做明智；对别人求全责备，就做迷惑。
因此，严格要求自己，但如果用要求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严格要求别人，就是居于上位而不够宽大；对别人宽容，但如果用宽厚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自己放纵、宽松，就是在礼上不够恭敬。
在礼上不恭敬，就损害了品行，人民就不会尊敬；居于上位不宽大，就有损厚道，人民就不会亲近。人民不亲近，就会不相信他；人民不尊重，就会不敬畏他。居于上位的人颠倒了自治与治人的标准，而歪曲的去实行，就会遭到处于下层人民的批评。仁义所施行的对象，怎能不加思索呢？
不用眼睛去看，就看不到事物；不用心去思考，就不能得到真理。即使有天下最好吃的食物，不咀嚼，就不知道它的滋味；即使有圣人的最高明的道理，不思考，就不知道它的意义。
小结
摆正了仁与义的关系，就能正确对待别人和自我的关系。进而，别人与自我的关系就会融洽，在磨炼和修养仁与义中就可以得到提升，因而不仅自身获得福祉，同时利益他人，会让更大范围的世人获得裨益。
仁，就是对外，向外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仁，人也，即爱别人。义，就是对内，向内端正自我，修正自我，磨炼自我，义，我也，即正我。
“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爱在人，谓之仁”！
“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义在我，谓之义”！
(参考文献：《春秋繁露》)
附古文原文以供读者参考：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暗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
“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着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后获。’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后其食，谓治身也。《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小恶在外弗举，在我书而诽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且《论》已见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与？自攻其恶，非义之全与？此之谓仁造人，义造我，何以异乎！故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二端之政诡于上而僻行之，则诽于下。仁义之处，可无论乎？夫目不视，弗见；心弗论，不得。虽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虽有圣人之至道，弗论，不知其义也。”
(录自《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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