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说：“治理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取信于民；节约财政开支，而又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注意不误农时！”
当时，八百家大约有车一乘。千乘之国，也就是差不多有四百万人口了。治理国家本来就是天下最大、最难的事情，况且还是千乘大国。在这里，孔子表达了其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即大事可以化小，难事可以变易，只要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从小事做起，把小事做好，务实务本，就能把国家治理好。
“敬事而信”指的是“敬国事”和“取信于民”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出于对江山社稷负责、对百姓负责、对自己的历史声名负责，都应该严谨地处理国家大事，都应该做到取信于民。只有严肃认真地对待国家大事，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也只有取得人民的信任，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
关于取信于民，在《论语・颜渊》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其中的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其中的一项，那么剩下的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在孔子看来，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三个起码条件：食、兵、信。而这三个条件当中，取信于民是最重要的。由此可见，孔子对“信”的重视程度。“节用而爱人”指的是“勤俭节约”和“爱护百姓”两个方面。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才能不断积蓄财富，不断发展壮大，进而达到国富民强；也只有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才能减轻百姓的负担，也才能实实在在地体现出对百姓的关心和爱护。
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的能源和资源越来越紧张，特别是我国的人口资源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很多社会问题，追根溯源，最终都指向了这一矛盾，成为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因此，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家庭和个人，“节用”都有着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节用”不仅是“爱人”，也是“爱国”、“爱人类”、“爱地球”。“使民以时”指的是征用民工、民力，要在合适的时间，要在农闲之时，虽然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时间选择的问题，而实质却体现了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核心。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只有做到“使民以时”，才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物质财富，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个家庭、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潜能，也才能真正体现“爱民”的思想，百姓也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被爱”的实际意义。
孔子在这里所阐述的治理国家的三个方略，都指向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以民为本”，即主张治理国家要对百姓负责，要取信于民，要勤俭节约，减轻百姓的负担，要尊重人民的生活和劳动规律，合理利用民力等等。
但纵观历史，俯拾身边，封建帝王也好，现代的企业的大小领导也好，在“创业”阶段，都极力主张和实践“以民为本”的思想，但在“功成业就”后，却很少考虑“以民为本”。因此，国家就有了兴衰变化，帝王就有了“盖棺难定”、“功罪难评”的普遍现象，历史就有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发展变化，单位、企业就有了“创立”、“发展”、“兴旺”、“发达”、“萎缩”、“破产”等现象。这到底是整个自然界发展的必然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必然变化呢，还是“人之所为”、“人之过”呢?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这里要着重指出：治理国家的三个方略，都指向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以民为本”！而且自始至终，都要做到以民为本！它是核心嘛！现在，有许多共党官员，都喜欢以自己为核心（或中心），这是本末倒置，是狂妄自私！共产党一贯标榜“为人民服务”，你以自己为核心，就是为自己服务，并且强调全国人民、乃至全界人民，都为自己一个人服务，什么一带一路，由邪党带路，妄想把全世界带入黑窟，你做这样的核心人物，可真是黑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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