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晋绥军士兵。（右）1936年，阎锡山、傅作义国军（晋绥军）参加绥远抗日。（网络图片）
提要：老王说：“我们是国军正规军！共产党有三大纪律，你知道我们有多少纪律？告诉你吧，我们有十大纪律！谁敢乱来？”老王还说了一句话，我们猛听他的话，如雷贯耳又半信半疑。那可是“红色江山万年长”的年代，难道这“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还会……
知青都有过美好的理想，将来要上大学当科学家什么的，但如今这些都变成了泡影，忽然就从梦中跌到了地上，最不敢想的就是将来。如今整天打眼放炮背石头，前途无望，大好青春一无作为，年龄渐长又没有女友，日子苦闷无聊，不知哪儿是尽头。常念叨，“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奇怪古人写的怎么就是眼前的此情此景？有人拉起二胡，“苏武牧羊”，“天上布满星”，“病中吟”，如咽如哭，柔肠寸断。还有的就唱，“命那啊，我的命运哪我的星辰，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捉弄我？到处流浪…”。
有的招工走了，剩下的更加绝望，有时收工回来走在路上，会对着空空山谷像草原上的野狼一样仰天长啸，泄泄心中的怨气。还有的就学着划拳喝酒，喝醉了吐得一炕，有的还吼喊骂人，甚至打架斗殴。这时老王就说：“你们是贵人遭磨难！人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不敢说呀！”猛听此话，如雷贯耳又半信半疑。那可是“红色江山万年长”的年代，难道这“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还会……不敢往下想了，但既是老话，必有其理。经他一点，顿觉心里暖，日子似乎也从此有了盼头。
冬天大雪封山，运煤的拖拉机上不来，工棚里冻得像冰窖，早上起来眉毛胡子都有霜。晚上裹着被子围着小油灯聊天，问他为啥不参加共产党八路军偏要参加国民党？他说老家在山西河曲，穷地方，“河曲府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他爷爷光绪年间“走西口”到绥远扛长工，攒下点家当，后来“吃洋烟”（鸦片）败了家。遇灾年肚子饿，“队伍来了跟上就走，管饭就行，还管它什么党！”谁知竟落得今日下场。
问他旧社会的长工生活怎么样，本指望听到“高玉宝周扒皮”的故事，但回答却出乎意外：“不错的，秋收时候一天四顿饭，晚上还有酒有肉，老板娘亲自下厨。要想用钱，跟柜上说一声就行，可以预支。”“有大事，到村公所找乡长作主，都能讨个公道。”这些可跟书上“万恶的旧社会”大不一样。旧社会不是有白毛女黄世仁那样的悲剧？而老王说，“我咋就没听见过？要是有那样的事，他在村子里也待不下去。”
今天我们知道，千年来“皇权不下县”，乡村社会靠家族宗法制度维持，虽然守旧，但却有稳定社会和仲裁纠纷的作用，故难出伤天害理之事。倒是所谓的“新社会”，乡村基层权力劣质化，此类事时有所闻。高玉宝周扒皮一类的奇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自由的雇佣市场里，你要是对长工不好，他们早就跑到别人那儿去了。
问他这辈子最苦的是哪年？“六〇年无粮过冬，上辈子也没遭过那么大的罪！饿得人前心贴后心，全靠挑野菜扒树皮挖老鼠洞（里的粮食）才活下来。”那不是“自然灾害”吗？“谁说的？那几年可是好雨水，谁知道那些干部们咋日鬼的，叫深挖地五尺。把老阴土都翻上来，那能打下个粮食？种地不开垅子不透气，说是‘密植’，庄稼能长得起来？”我说，“那咋也比解放前强吧，那时候不是也有灾年？”老王眼一瞪：“强？墙里跌在墙外了！民国年间遇灾年，县上还来救济。他们可好，‘反瞒产’，硬把活命粮搜走，活生生把人饿死。村里老人站在门上骂，干部们听见了也悄悄的，连个屁也不敢放！”
有人说：“共产党也想把事情办好，就是没经验。”老王继续骂道：“自古以来，庄户人种地种得好好的，为甚现在要听干部的？一地有一地的水土，干部们知道个甚？他们都是死人逑——凉棒（外行）”！又是一阵哄笑。现在想起来，那些话虽粗，却点出了颠倒了的生产关系，荒诞的制度症结，引起了心灵的悸动和思想的地震。
战场上的事，他最不愿说，说是“想起来糟心了，不待要说它”，但人们最爱听，总是在人们催促下才肯说几句。“新兵怕炮，老兵怕号。为甚了？炮打过来声音吓人，其实赶紧往地下一趴，不咋。但号声一响，连长拿手枪在后面督战，谁敢不冲？要是留了活路，谁还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傅长官军法无情，我就看见一个营长贪生怕死误了战机，叫军法处置了。”
“有一次日本人来得快，伤员来不及撤走，第二天赶回来一看，全都冻死在战壕里了。”“打扫战场，身上没伤的（吓死的），当官的不叫埋，扒光了衣服叫喂狗。我们村的李二旦生来胆小，跟我一起当的兵，就是这么死的。实在不忍心，半夜跑去把他埋了，回来几天都吃不进饭个。”寥寥数语，却是真实的生死场，那是一个老兵的实录，绝不是电影里的英雄故事。最后总要说：“唉，这辈子能死在炕上就是福气了。”
老王最得意的是傅军的两场影响深远的胜仗，说得最多。一场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打百灵庙，强行军三百里，五明头（黎明）冲锋，把日本人和“二日本”（伪军）杀了个痛快。“那一仗庆祝得最热闹，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敲锣打鼓，杀牛宰羊。连北平天津西安都来了人，演戏的，唱歌子的，红火了好多天。还送来东西慰问，我还分了一件洋布背心和毛巾，头一次吃了洋罐头。”
另一场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打五原，我们团跟董其武守五加河桥。日本人从包头坐着卡车下来，想要过河，用飞机大炮炸了三天三夜，硬是叫我们死顶住没过了河。”“炮弹炸得呀，吓死人，震得耳朵半个月听不见声音。一团人死了一多半，连长排长都死了，伙房也叫炸飞了。我帮着背伤员，一个炮弹打过来，震得我昏死过去，身上还中了两块弹片。后来开庆功会，长官还赏给我两块袁大头。”卷起裤脚，翻开上衣，腿上背上都留着几寸长的伤疤，惊心动魄，可想当年战场的惨烈和死里逃生的惊险。但也有人说他是吹了，国军腐败不堪，能打这种硬仗？如果真有其事，咋从来没听说过？谁知道他的伤是不是跟人打架留下的？想想也是，共产党也是炎黄子孙，咋也不会太下作吧？定是老王喝多了夸大其词。
共产党八路军拿走百姓财物后所打的白条，这些欠条至今没有兑现偿还。（网络图片）
有人故意激他：“跟上国民党没少干坏事吧？电影里说你们搜刮百姓鱼肉乡里，你狗的作害了多少妇女？”他眼一瞪，着了急就说实话：“欺负老百姓？残兵败将不敢定，我们是国军正规军！共产党有三大纪律，你知道我们有多少纪律？告诉你吧，我们有十大纪律！谁敢乱来？借老乡房子，还要把家俱都拉下单子（写下清单），走的时候还要跟房东当面清点。”不识字的人却能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可见当年训练有素。“在后套挖大渠修水利，把我累了个半死。唉，共产党的天下，傅作义说不清啦。”“作害妇女？吓死我，不要命了？有一次我在平康里逛窑子，回来叫董其武逮住还打了我一马棒。”不无得意，董后来任绥远最高军政长官。人生跌沓，世事无常。
后来，高层厮杀的结果，在文革最疯狂时“副统帅”竟然跑了，还死得那样惨。接着是“72年回潮”和鼓舞人心的“73年高考”……幸运的是，我几经周折后还是意外地上了大学。
草原生活五年，始知世事沧桑，感受了真实的社会底层。贫下中农大多不敢乱讲话，其他人更是噤若寒蝉，只有从老王这样见识广无牵挂又毫无顾忌的人嘴里，得到了不少难得的人生“再教育”，从一个专制制度下批量生产的驯服工具，转化到一个有批判意识的自由人。从那以后，虽人在都市，但荒岭的夜月，草原的清晨，常在记忆中浮现。后来，听公社来的人说，老王干不动了，最后几年在工地上下夜，还讬人给他捎过一瓶竹叶青。再后来，听说他一个人死在工棚里，被人发现了，还是那身皮袄皮裤，卷了一块毡子抬出去，挖了个坑埋了。
三十二年后，我故地重游。塞外秋凉，草木早衰，气候暖化的后果，雨水渐少，再加上过度放牧，草场不得生息，逐渐退化，满目萧然。历史上这里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七十年代我们见到的草场尚可藏住兔子，而今天是连老鼠也难藏身了。且放牧量大增，草场矛盾增加，所以草原上很多地方已被铁丝网割成一块块的，大家各管各的，昔日里那种守望相助、走到哪家都管吃管喝的淳朴民风已不多见。正是秋高马肥的季节，却奇怪不见当年骏马奔驰的情景，原来牧民已经骑着摩托、打着手机在放羊了，见证着时代的进步。但当年矿上的工友不少已经过世，年龄并不大，可知医疗条件仍然有限。
山河依旧，人事皆非，最惊奇的是，现任乡长竟是当年公社书记的儿子，牧民中发了财的也多是队长书记的后代。居民点上气派的砖房，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那是村长支书的。官二代三代，代代世袭，如此“红色江山万年长”？
矿山已废，断垣犹在，一草一木都叫人想起那远去的岁月。找到老王的坟上，撒了一杯酒，忽然想起他“三十年河东河西”的话，大为感慨：多少人绝望自杀没有等到那一天，多少智者先知都不敢想的沧桑巨变，莫非一个乡野村夫竟早有预感？万物兴衰起伏、此消彼长的深刻哲理难道他早已了然于心？冥冥之中，难道世事真有轮回？抚今追昔，不胜嘘吁，“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责任编辑:岳君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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