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户被红码取不到钱，在银行门口（图片来源：网络）
【看williamhill官网 2022年7月3日讯】刚听到一段通话录音，背景大致是一女子去郑州出差，在被当地警方三番五次致电，不胜其烦后，终于接了电话。
该女子问：“你要干什么？你要来抓我吗？”
对方回答：“不是啊，我这边儿只是想跟咱说一下，就是不要做违法行为。”
警察的语气听起来还算温和，但在看似温馨的提示中，却难掩警告的意味。面对这种变相的威胁，女子忍不住发出一连串的质问，能明显感觉到她很克制也很愤怒。
了解该事件的人应该都明白，这位女子便是众多取不出钱的河南储户中的一员，她之所被“特殊照顾”，只是因为她去郑州的这个行为触动了当地某根敏感神经，而警察口中所谓的“违法行为”，说白了就是维权。
在“红码”事件落幕之后，当地已经无法再明目张胆地通过赋红码的手段来限制储户了，但不能肆意赋红码不代表就能允许储户自由维权，于是，致电警告的手段应运而生。
这种现象在国内很常见，以至于人们调侃其为“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但这种说法其实不准确，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很多时候，问题并非解决不了。
所以，此现象的正确表达应该是“不选择解决问题，而选择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如此一来，关键点落在了“选择”一词上，就好解释多了。
人的一生是由无数次选择构成的，每一次选择都有其动机，这背后往往反映出决策者的行为逻辑，而决定这种逻辑的则是对利害的即时判断。
之所以选择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也是这个原因——成本更低、利益更大或者说损失更小。
就拿此次河南事件为例，在储户们刚发现存款无法取出的时候，当地部门不是立刻展开调查并公布真相，而是选择用谎言来掩盖过失。
这几乎成了官本位体系之下，所有官员的一种本能反应。毕竟几句谎言而已，几乎不需要成本，哪怕被拆穿也无所谓，再换个说法就行了，万一民众信了呢？岂不是一本万利。
反过来，如果公布真相，那便相当于承认错误，相当于自首，老百姓的骂他们不怕，但若因此丢官罢职甚至遭牢狱之灾则是难以接受的。
后来储户们纷纷开始维权，眼看要捂不住了，当地部门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而是巧妙利用防控手段，直接来了个精准打击，赋红码。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用最小的成本来限制事态的“恶化”，毕竟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骚乱”才是政绩的最大威胁，至于储户们的钱…反正不是决策者自己的。
虽然最终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这些滥用职权的官员在“罚酒三杯”的惩处中退出了舞台，完成了整个逻辑的闭环，但从通告里能看出，他们在该事件上的一系列选择是对的：哪怕涉嫌多项违法，哪怕对民众的安全与自由造成严重侵害，也依旧还是“同志”。毕竟维稳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维稳本身的重要性显然要高于代价。
接着，便是本文开头的一幕了。依旧是这套逻辑下的行为模式，尽管已经有了“前车之鉴”——也可能是榜样的力量。
至于这套逻辑中，决策者的利害判断从何而来，当然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套模式中，官员的一切，包括权力、财富、名望等等都来自上，而非下，因此，他们没有对下负责的动机，对上负责才是第一选择。
也正因此，所谓的“水舟”关系其实并不成立，而更像传统的官民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双方的约束力是极其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究竟到了何种程度，看看那些被一个红码就制服的河南储户便知道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他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显然是不现实的，除非良心发现，然而，官员的行为如果需求靠道德修养来约束，那只能说明制度已经形同虚设了。
我已经忘了人们究竟有多少次是靠舆论来对抗这种系统性的不公了，但舆论赢了吗？好像并没有。
普通人是可以被允许在“唐山事件”中畅所欲言，但也会在“丰县事件”中被封住双嘴；明星大咖确实有在“唐山事件”中踊跃发声，但在“丰县事件”中一样噤若寒蝉。
所以你看，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老牌恶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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