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歌行》，我是赵长歌。
一段时间以来，都有一个感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就是自己每天明明都在追踪新闻，关注世界上最新、最重大的消息，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还是错过了很多重要消息。这些消息，有的因为太劲爆，已被各国政府隐藏起来，让我们不能在同步的时空中，及时获取信息；有的，是因为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日后会发展成一个重要事件；有的，是我们看到了，可是却没有看出门道，也许很久之后才恍然大悟，这件事，原来有这样的动机。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属于后面这两种情况。
2019年，香港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送中运动，这是世界都知道的，包括我自己，当时每天都在关注着香港，写新闻、写评论，身虽在千里之外，心却与香港同行。可是，我不知道的是，伴随着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一个名为MIRROR的男子乐团，迅速蹿红，红到一发不可收拾。
让人不胜唏嘘的是，我第一次得知MIRROR乐团，是在MIRROR出事前一周。MIRROR是7月28日在香港红馆演出时，发生严重意外的。演出期间，一个4公尺乘4公尺，厚约0.2公尺的大型LED屏幕突然坠落，仰面砸中舞者李启言(阿Mo)，屏幕倒下时，又砸中另一名舞者张梓峯。被仰面砸中的舞者李启言，伤势严重，有脑出血，颈椎第4节、第5节、爆裂移位，面临颈部以下瘫痪的最坏情况。
最新的消息是，经过3周的治疗，李启言的父亲李盛林牧师透露，李启言有很轻微的进展，希望他的颈椎神经得到重造和康复，李盛林牧师并请外界为李启言祷告。
让我们回到事发的前一周，7月28日的前一周也就是7月21日。这个日子对于香港人，对于关注过2019香港反送中的朋友们来说，是相当熟悉的。因为这一天，是元朗事件发生的那一天，3年前的7月21日晚，白衣人手持器械，在港铁元朗站无差别袭击途人和列车乘客，事件如今仍历历在目。今年7月21日，我本来想做一期关于这个事件的节目，可是，苦于没有找到很好的角度，暂时搁置了这个题材。
不过，在构思节目的过程中，我读到了一篇香港媒体人“红眼”写的文章：〈721三年过去了，我还未习惯只谈风月的香港吗？〉这篇文章，我非常欣赏，也是通过这篇文章，我知道了MIRROR。下面，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文章中的部分段落，有助于我们分析事件：
“我还是不是2019年7月21日坐西铁回家的那个我？那些‘事情’没延续三年那么漫长，它完结了、沉默失语了，甚至人走茶凉了。
香港顺利庆祝主权移交25周年，但我仍记得今天是721事件三周年。短短三年之后，从法庭的审判以至某些已成为社会‘共识’的说法，都跟我在列车上的亲身经历有些出入。我明明在场，但我还可以怎样告诉人呢？我在某些渠道尝试争取一些声音，但那些渠道已经消失，那些声音正在等候审判。
作为传媒工作者，这三年还陆续见证了好几间香港媒体执笠，有相识与尊敬的编辑前辈如今在囚，更多资深传媒人选择离开香港，但这些黯伤的事情没有令人失落太久，因为这两年又受惠于男子组合MIRROR的迅速冒起，杂志采访与流行文化评论等工作居然前所未有的蓬勃，还不断出现另起炉灶的新网媒平台及各类自媒体，取代已解散、消失的主流媒体。但它们普遍有个共通点，少谈政治，只谈风月。
2019年末，男团MIRROR开始声势渐大，基于工作关系，我先后几次近距离见过他们每一个成员，但那种距离近不过721那天我和那些白衣人的距离，我们在列车里、他们在月台上。
721之后的两天，我约了姜涛做封面访问。死里逃生，而且就发生在你每天必经的车站月台上，你对这个城市和未来还是充满了怀疑，也不晓得是因为工作所以要赶快‘好起来’，还是为了要‘好起来’所以继续工作，但我一直神不守舍。就是这样，姜涛成为了我对721事件连锁记忆的其中一块。
这种‘好起来’的伪装，从那天访问姜涛开始一直延续下去。列车上曾经有过的死亡恐惧会慢慢淡化，但换来内疚和无力感一直沉淀，而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见证12位镜仔变成全城哄动的人气天团。
当城市里所有聚集活动都不被容许，唯独追星活动可以愈演愈烈；当许多消息都不再容许报导，逐渐大家都开始躺平不再感兴趣。青春偶像的一举一动突然成为大家最关心、唯一着紧的事情，迷妹迷弟们牢牢记得团员哪一天生日，买灯箱打广告各种应援，取代了所有被刷掉的标语文宣，换走那一个接一个曾被视为‘香港最黑暗的一天’的日子。两年前那些连侬墙是打卡点，如今最多人打卡的地方变成了明星代言的珠宝广告牌，而‘荣光’、‘今天我’这些歌曲不知所终。
或许，是创伤后遗的影响，我没有特别喜欢MIRROR任何一员。不是轻视、讨厌娱乐偶像所带来的新香港、新面貌。明星效应算不算是拯救了香港？无可否认，但拯救的同时，或意味着我们选择‘扔弃’、‘遗忘’许多东西。
2019年的我，最初和一些编辑朋友都有默契，想要争取在有限的版面里多放一些政治讯息，声援明志或是表达不满也好。但形势变得很快，情况变得愈来愈差，‘尽量不要写’已经是一些基本游戏规则，不要写之余，更变成尽量挑出敏感句子删一删，遇到太敏感的文章，要找个办法与作者说，不如不要写。
啊，唯一可以任写的，好像数来数去都是娱乐新闻，包括MIRROR和其他花边消息。我不知道这种躺平但自觉卧薪尝胆的想法是否正确，敏感字眼不要写，危险人物又不能访、不能用，只求Peace而不再Real的我们，难道不同样都是一群‘太监媒体人’？
以前觉得，把悼念六四挂在嘴边的人都有些作状，唯有亲身经历才明白，一队人气偶像组合可以红足三年，但要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牢记三年，原来是很吃力的。只是三年，时间已冲淡了很多事情，也冲走许多的魂魄，老尽少年心。”
文章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不知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读后心中有一种失落与苍凉的感觉？不过让我有点震惊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后，竟然迅速升起了一个偶像乐团，这是巧合吗？
由此，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越发看出，MIRROR的爆红，简直就是那件事情的翻版。我说的那件事，就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后，琼瑶剧在大陆的走红。时隔30年的两场运动后，随之都升起娱乐巨星，带动娱乐产业蓬勃发展，这是无巧不成书呢，还是北京对民众心理需求望梅止渴的有意导向呢？
1989年六四事件后，大陆各界被中共整肃，各界要人纷纷流亡海外，其中不乏影视界人物。六四事件之前，琼瑶早就在台湾走红多年了，williamhill官网 民众知道琼瑶，也不是六四后。80年代初，琼瑶的盗版小说传入大陆时，是被中共批判为“毒草”的。但这也让中共了解到，民众喜欢的文艺是什么。一场六四镇压，民众对中共政权极其失望，更失去了对红色文艺的兴趣。
就在官民对立积聚的怨气、怒火得不到疏导之时，1989年9月，琼瑶因拍《婉君》到大陆取景，中共突然找到了转移注意力，宣泄民众情绪的“救命稻草”——琼瑶剧。于是，1989年，六四过后，琼瑶正式进入williamhill官网 市场。1990年《婉君》开播后，大陆各大电视台每年都要播放几部琼瑶剧，其中，1998年播出的《还珠格格》成为高潮。
有了六四后利用娱乐渡过政权危机的经验，北京把这个经验复制到香港并不难。北京抓住了香港人的心理，在过去20年中，随着韩国、台湾和大陆娱乐业的发展，香港的粤语黄金时期不再，许多香港明星也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大陆。曾经在《鲁豫有约一日行》节目中，刘德华就表示，希望四大天王能够再合体，以导师的身份录制一档选秀节目，推广一下粤语歌，因为现在的粤语歌曲发展比较弱势了。
2018年，MIRROR自“全民造星”节目出道，在香港带出一波偶像风潮。MIRROR的成功，当然有其自身的优势，但可以说，北京看到了，并利用了香港人对MIRROR的期盼，期盼他们推动对粤语流行音乐的复苏，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自豪感。
绰号“立场姐姐”的何桂蓝，是1990年出生的香港民主派政治家，曾在《立场新闻》任记者，因在反送中运动采访中的独特风格，以及直播元朗袭击事件时被袭击而闻名。去年，港警以港版《国安法》中“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何桂蓝，她在狱中的来信中将她对MIRROR的热爱作为主题，何桂蓝引用了歌词：“大不了死，亦不会避。”
MIRROR表明了明确的政治立场吗？当然没有。可MIRROR虽然避免了明确的政治立场，并与香港政府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在许多港人担心身份认同会被北京抹去的时候，一些人认为，MIRROR是香港身份认同的象征。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流行文化的教授冯应谦说：“突然之间，年轻人意识到他们可以放下所有这些所谓的社会大事，有一些更快乐、更有趣的东西，吸引他们远离年轻时的政治僵局。”
大家听听，让香港人忘记政治僵局，被有趣的事情吸引，这不是和六四后，让williamhill官网 人忘记政治僵局，被琼瑶剧吸引，有着一样的动机和目的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开始，跟大家分享的香港媒体人“红眼”的叙述，其中提到，“城市里所有聚集活动都不被容许，唯独追星活动可以愈演愈烈”，所以说，当局的动机与目的不是很明显吗？
不过，可悲的是，MIRROR当下的状况，竟也和琼瑶十分相似，而且，事发的时间，竟然同样是3年后。巧也不巧？
1992年，琼瑶邀约友人在杭州成立了常安房地产有限公司，盖了12栋别墅，准备落叶归根，很快，美梦变成恶梦。他们请来照看物业的当地员工居然以两家公司的名义，分别向杭州市城市合作银行紫阳分社及williamhill官网 银行杭州信讬公司获取两笔钜额贷款，而贷款合同上盖的是琼瑶等人公司的章，该员工在钱到手后便失踪了。琼瑶等人接到当地法院通知，才知其别墅已要被法院拍卖。
2022年，MIRROR在举办的4场演唱会中，就有3场发生意外。第一天，副队长江𤒹生（Anson Kong）差点被摇晃的空中舞台甩出去；第二天，另一名成员陈瑞辉跌落升降台；而第4场的伤势最为严重，就是李启言被落下的屏幕砸伤。
其实，除了财产权，琼瑶的知识产权也在大陆遭到侵害。2014年4月15日，琼瑶在微博发表长文，向广电总局举报《宫锁连城》严重抄袭其著作《梅花烙》。琼瑶给中共广电总局的公开信中称：“自从1989年开始，我是台湾第一个带队去内地拍摄电视剧“六个梦”的制作人，到如今，已经25年过去了！当年我到内地拍戏，内地电视剧还很贫乏，如今，每年戏剧产量蓬勃，两岸交流欣欣向荣，作为第一个交流的我，与有荣焉！”
对比这两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琼瑶与MIRROR爆红的相似之处，也可以看出，他们被当局利用后，又难免同样被侵害。这是“与有荣焉”吗？应该说“岂害我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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