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井然專欄】話說「罪己詔」(圖)

作者:道井然 發表:2014-06-26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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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神傳文化,認為「君權神授、天人合一」,天象的變化對應著人世的興衰,從而促使君王能敬天知命,造福百姓。

天災源於人禍。古代有德行的君主,都視其為上天對自己的警誡,於是或反躬內省以明其志;或從善納諫修正己過;或先示罪己詔、再施以仁政,均以天災自省,以百姓安居樂業為善果。

「罪己詔」的起源,古人認為是自「禹、湯罪己」開始的。據古籍記載,大禹登上帝位後,有一次,無意中看見了犯罪的人,就傷心地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禹見民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個帝王,於是自省自責,主動承擔失查的責任。

商滅夏後,湯也發布《湯誥》與天下,檢討他自己的過錯,《湯誥》中云:「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禹、湯罪己」遂成為後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詔」。

漢罪己詔

《輪臺罪己詔》是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漢武帝劉徹所下的一道自我反省罪過的詔書,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內容豐富、保存完整的皇帝正式自我批評的文件。

漢武帝即位早期,勵精圖治,雄才大略,但晚年時開始窮兵黷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宮室,揮霍無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盜並起,天下板蕩。另外,巫蠱獄興,衛皇后和太子劉據俱死於此,株連甚廣。不久,漢武帝即察知太子無辜,乃建「思子宮」,以實際行動自責悔過,第二年,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當群臣之面自責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 糜費天下者,悉罷之!」還追悔曾屢受方士欺騙往事,說:「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隨後,他又駁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輪臺(即新疆輪臺)的奏請,決定「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此「詔」就是歷史上所說的《輪臺罪己詔》。

至此,漢朝的統治方針發生轉變,回到了與民休息、重視發展經濟的軌道,從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樣迅速敗亡的結局。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語,漢武帝「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唐罪己詔

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京師長安及附近的地方大旱,蝗蟲成災,吞噬百姓的莊稼,甚至在御花園中都能看到飛來的蝗蟲。唐太宗說,糧食是百姓們賴以生活的根本,而你們蝗蟲卻把糧食吃了,這是在禍害我的百姓啊。縱然是因為百姓們有過錯,上天降下你們以示懲誡,但那也是因為我這個做天子的沒有盡到責任,而罪不在百姓。於是吞食掉了手中的蝗蟲,下「罪己詔」曰:「若使年谷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他為了百姓有飯吃,寧願上天把一切災難都降在他一人身上。太宗為民請命的行為感動了上天,不久以後,蝗災果然就漸漸的消去了,也是從這一年起,太宗在位的數十年裡,蝗蟲不再為害。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續大旱,憲宗李純乃「罪己」求雨,甘霖沛然而降。有官員主持盛修安國寺,奏立盛德碑,為皇上歌功頌德,憲宗令毀此碑。元和七年,唐憲宗輕信了廟堂官員御史關於淮浙水旱災的不實匯報,對地方官的真實報災表示懷疑。此事一經宰相李絳指出,憲宗當即認錯:「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雖然說錯了幾句話,也要自我檢討,委實不易。

康熙罪己詔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巳時,京師發生了八級強烈大地震,給京師及周圍的州縣帶來深重劫難。「官民震傷不計其數,至有全家覆沒者。」 一片房屋傾倒、民眾傷亡的慘狀。

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康熙要求趕快查明災情,救濟百姓。他下令戶部和工部撥款震災,由於地震房屋傾倒而無力修葺者,旗人每間給銀四兩,民間房屋則每間給銀二兩。地震中有死亡人口的家庭,不能棺殮者,每人給銀二兩。對於受災地區的百姓, 減免賦稅,以利賑災,並且發放糧食,解決災後飢荒問題。

康熙皇帝在「罪己詔」中言道:「朕御極以來,孜孜以求,期於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協,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職業,以致陰陽不和,災異示儆。」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災難,康熙皇帝認為責任全在君臣上下沒能盡心盡責治理好國家,所以遭到了天譴。他遣官告祭天壇,並數次率諸王、文武官員詣天壇親行祈禱。

康熙皇帝找出官吏的六項「弊端」,認為這就是「召災之由」,並指令九卿詳議,由吏部立法嚴禁,務期盡除積弊。

這六項「弊政」為:一是民生困苦已極,地方官吏餡媚上官,科派百姓;二是大臣朋比徇私;三是用兵地方,諸王將軍大臣多掠小民子女;四是蠲免錢糧分數及給發銀米賑濟,地方官吏荀且侵漁,以致百姓不沾實惠;五是大小問刑官員枉坐人罪,恐嚇索詐;六是包衣下人及諸王貝勒大臣家人侵佔小民生理。康熙皇帝指出:「有一於此,皆是致災。」八月,九卿議復:領兵諸王將軍借通賤為名,將良民廬舍燒燬,擄掠子女搶奪財物者,領兵將軍等革職,諸王貝勒等交宗人府從重治罪。「其擄掠人口,仍給本家」。 以福建地區為例,清軍在征討「三藩」的戰爭中,撤軍時「驅擄男婦兩萬餘人」,福建總督姚啟聖悉令贖還為民。此外,江西、浙江被贖免的俘奴都有數萬人。

《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在天災人禍面前能夠自責,反省懺悔自己做錯了什麼,從而修正自己的錯誤,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找到避免天災應對人禍的方法,這充分體現了古代明君的良知,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華之一。



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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