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堅持（圖片來源：龐大衛/看中國）
【看中國2024年10月24日訊】與李永達和單仲楷會面後，拜讀了李永達的著作《判刑前的沉思》，這是他自述個人政治生涯、反省香港民主運動的回憶錄。
李永達學生時代就參加學生會工作，從那裡開始他的政治歷煉，後來他參與金禧事件，與司徒華建立長期友誼，再到八九六四與香港人一起聲討中共的歷史罪行；從港同盟成立後參與本地政治活動，再到民主黨與公民黨、社民連等政黨的關係，再到佔中和反送中運動。書中涉及不少我們熟知的人物，他們各有人生選擇，也各有命運因果。
本書陳述的層面很廣泛，有不少甚至是我缺乏認識的，比如選舉制度先後出現的不同設計版本，我一向都沒有基本認識。讀完全書，我對兩個問題有較大的興趣，一是民主黨當年進入中聯辦與中共官員談判，二是佔中運動後出現的去中心化思潮。
民主黨與中共私下談判，其是非不在最終達致的方案，而在於談判這件事本身。首先，民主黨六人小組，並沒有得到充分的授權，足以代表香港人和香港民主派去和中共談判，因為香港人對此並未取得共識，所以這個談判本身是缺乏正當性的。其次，在談判公開後，民主黨也沒有適當交代談判的過程，說明其間的取捨和交涉，因為缺乏交代，以至產生更多隔閡。
當然，中共最會玩這一套分化策略，我曾將這件事形容為「二桃殺三士」，可能不準確，但其結果造成民主派的內部芥蒂，這是事實。李永達提到當時中聯辦和特區政府催逼民主黨及早拿出方案進入談判，否則中共可能放棄接觸，這當然是中共的策略。當時民主黨中人，和我們所有人一樣，仍然對中共抱有某些幻想，這也難怪，但民主黨沒有得到授權就代表民主派去談判，這是基本的失著。
民主黨一度是香港最有力量的黨派，司徒華李柱銘有相當高的民望，這可能是導致民主黨自以為可以代表民主派與中共談判的其中一個原因。談判本身要求辟室進行，民主黨又心切想爭取結果，因此一時「失覺」，非但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甚至比沒有談判更糟。
民主政治應該保持高度透明，保持公眾的高度參與，才能以政治策略的高度共識，調動最大多數人的政治熱情，從而爭取最佳結果。沒有共識寧可不談，因為談得來即使有結果，其結果也不被承認，與沒有結果是同一回事，與不談也是同一回事。
當時香港民主派與中共正處在合作與破裂的邊緣，這是最後一次香港民主派對中共投以信任票，此後談判的大門就永遠關上了。民主黨負責人委屈求全的用心令人同情，但策略上的失誤也應引以為監。
關於民主派內部的分化，以及佔中運動其間的去中心化思潮，我認為這與香港人長久以來受到民主思潮、自由主義的影響有直接關係。香港人自由慣了，不同思潮隨起隨落，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激進的想佔主流，保守的想有一席之地，中間的雖然佔多數，但中間又容易分化。
因為骨子裡反對獨裁，進而反對權威，反對統一領導，喜歡我行我素，不受約束，不喜歡被人指東指西，這些都是造成去中心化的集體心理。
在一個合理的社會環境下，的確是不需要「中心」的，甚至有中心就有危害，但在一場漫長的政治運動中，否定中心卻是一種災難性的傾向。反送中運動中提出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可以為去中心化找到辯解，但世上沒有任何一個政治運動，是可以在力量分散、各行其是的狀態下取得成功的。
美國黑人運動有馬丁路德金，波蘭工人運動有華里沙，捷克天鵝絨革命有作家哈維爾，在他們身旁集結一批有意志力與政治能量的助手。即使臺灣的黨外運動，也有一批先行者形成強有力的領導，在思想理論和實際行動中帶領民眾，以至最後取得運動的成果。
中心本身沒有問題，問題是中心如何產生，如何運作，如何與基層互動，如何產生正確的決策，這是一個政治運動需要解決的問題，只能從實際運動中解決，不能坐而論道。問題是，不能因為中心難產和失能就主張去中心，人人都我行我素，搞什麼運動？各搞各的便罷了。
面對強大的專制統治，任何小股的、分散的抗爭，內部自我消耗，對外各行其是，很容易就會被各個擊破。相反的，只有內部高度團結，有統一戰略規劃、戰術調整、組織應對、分工合作，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與專制統治者較量到底。
反送中運動中，因為三年的分散行動，民主派政黨多數被邊緣化，年輕勇武派也缺乏組織，因此從頭到尾，都只是一種游擊式的零散的行動，並不能對政權造成強大的威脅。社會很亂，鬥爭糾纏，但最終動搖自己陣腳的，不是中共的鎮壓，而是運動本身產生疲態，以及武漢肺炎的限聚令。
如果有中心，有一支強有力的領導力量，在面臨疫情和其他困境時，應該有更紮實而長遠的佈署，更嚴密的組織，進退有據，以待機會。但因為去中心化，中共利用疫情推出國安法，民主派很快被打散，打散了就再也沒有機會重新組合。
凡政治運動，都有全局與局部的關係問題，有局部不代表要否定全局，因為全局本就是客觀存在的，甚至是更根本更重要的，沒有全局，局部便失去意義。我們的對立面只有一個中共，中共的對立面應該是我們全體。我這樣說當然有點事後諸葛亮，但所謂反省，都是事後來做的，問題是，我們真的希望以散漫無組織的方式去面對未來的抗爭嗎？
李永達對多年民主抗爭之路有自己深刻的反省，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讀他的原著。我想說的是，不論我們今日的處境如何，未來的道路如何，我們都不應該忘記這一批可敬的香港民主先行者對香港人作出的貢獻。書中提及，因為李柱銘的建議，中共接受了香港終審法院聘請外籍法官的制度，這個史無前例的制度維持到今日，對香港的法治有不可磨滅的正面作用，我們也不可忘記李先生為香港人做的事情。
當年中共為安撫香港人，在策略上相對包容，隨著中共國力恢復，膽氣粗壯，中共便不承認自己的承諾。我們回望歷史，不可苛責民主派諸君子，因為任何人在當時的處境下，都未必能做得更好，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只是希望大家共同作出反思。
書中提及，華叔多次提醒民主黨人留意三個人，即單仲楷、黃成智和馮煒光。李永達力保單仲楷，證明他有知人之明，也敢為朋友擔責，而其餘兩人果然是民主派的叛徒，也證明華叔看人精準。
今日李永達這一輩已到「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年紀，民主路雖長且阻，而他們仍初衷不變，矢志不移。未來的歷史重任將不可避免地主要落在羅冠聰他們這一輩身上，希望年輕一輩也讀讀李永達的書，他們容或犯過錯誤，但明白他們是如何走過來的，也會啟發年輕一輩如何走下去。
拜讀李永達回憶錄，很自然想起何俊仁、李卓人等民主黨人，想起黎智英、梁國雄、鄒幸彤、黃之鋒等知名不知名的民主鬥士，他們仍在共產黨的苦牢裡承受無盡的身心折磨。對於他們的犧牲付出，我們唯一可做的，便是每日每時不忘民主信念，把他們想要做的事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不如此，我們將愧對他們，愧對時代和歷史賦予的責任，愧對我們的人生。
1978年我踏過羅湖橋，一個土土的「阿燦」開啟他人生新的一頁，我兩袖清風，懵懵懂懂，戰戰兢兢尋找我的立足之地，那時李永達已經滿懷激情投入社會運動，想及此，便對他們這一些香港民主先驅生出無窮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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